走向自由之路
   
    1998年，是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和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在这样一个时刻，对中国近现代历程进行深刻的反思，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迫切使命之一。坊间出版了许多相关书籍，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一书。“自由”在中国是一个暧昧的字眼，百年的磨合，自由主义依然是一张“皮”，没有跟中国现实这块“肉”结合起来。那么，重新阅读本世纪前五十年中国最优秀思想者们思想的结晶和心灵的自白，激活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千里之行迈出的第一步。
    本世纪的前五十年，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五十年。民族国家的重建与个人独立的坚持是一对“剪不断，理还乱”，贯彻始终的矛盾。本世纪的第一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王朝的次殖民地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西方列强提出托管中国的计划，传教士林乐知在《治安新策》中提出请英美等国的学部大臣来中国兼管教育，李提摩太主张由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管中国教育，这对自诩“礼义之邦”的天朝大国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面对“打学生的老师”，中国知识界的心态是复杂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使知识精英们一开始便抱着功利的目的接受西方的文明。第一个全面译介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严复，按照史华慈的话来说，他一生的理想乃是“寻求富强”。千载而下的士大夫传统和当下严峻的现实，使“先天下”的心理状态成为主流。国运永远比个人的命运要重要的多。为了建设新型的民族国家，衡量一切西学的价值以有用或无用为标尺。而自由主义并不是能够组织和动员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学说，所以它在潮起潮落般涌入中国的种种思潮中很快边缘化。
   正如李慎之先生在序文中所说的，“自由主义在有几亿人口的中国社会，也只是浸润到了薄薄的一层。”即使在知识分子之中，自由主义也如同墙上芦苇，飘忽不定。从对“五四”运动的再阐释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来：时代越往后推移，后代对“五四”的体认越远离“五四”的真精神。长期以来，我们所了解的“五四”仅仅是一场爱国运动，好象“五四”只有火烧赵家楼那辉煌的一幕。而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指出：“五四的真精神不只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的信念。五四领袖对社会和思想的改革，与对爱国运动一般，付出了同样多的心血。”不幸的是，反“五四”的势力垄断了对“五四”的阐释权，将“五四”定于一尊，在表彰它的某些部分的同时，遮蔽了另一些部分。被遮蔽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自由主义。

   相对于此前此后的知识分子来说，“五四”一代人较纯粹地坚守了自由的真髓。在中国这样一个思想高度一元化的国家里，自由的保障是宽容。胡适终身实行这一点。1925年，北京发生火烧《晨报》社事件，胡适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这种容忍异己的雅量，在有着悠久的党争传统的中国，极为难得。1934年，胡适推荐没有学历的罗尔纲到北京大学工作。罗后来成了太平天国史的专家，他在晚年回忆说：“胡先生明明知道我是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立场上我们是不同的，但他并不因此而歧视我，而且处处提拔我，帮我的忙，他从没有想以他的政治思想强加于我，而处处表现出一种宽容精神。”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五十年代大陆对胡适进行了暴风骤雨式的批判，他的朋友、弟子、亲人几乎全部参加了。欧阳哲生所写的胡适传，题为《自由主义之累》，道出了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分子在近现代中国的艰难处境与悲剧命运。
   “爱国”与“自由”本来不成其为矛盾，但是当政权以“爱国”为名对多元思想进行整合的时候，它们便产生了深刻的裂隙。签订卖国条约的北洋军阀却口口声声说爱国，此时此刻，知识分子何为？一个压迫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国家应不应该无条件地热爱？自由主义者认为，爱国是有条件的，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值得去爱，要看这个国家对其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态度。卡莱尔说：“国家只有在不损害我们的思想观念时才是可爱的。”斯宾塞说：“国家的要求本身并没有什么，只有当它们包含了其成员的要求时才有意义。”穆勒也说：“国家的价值，从长远来看，归根结底还在于组成它的全体人的价值。”中国的思想先驱们也有类似的论述。本书的第九部分集中了几篇这样的文章。其中，陈独秀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是最精彩的一篇。他在文章中指出：“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我想，这是一条线，一旦迈过去了，自由也就丧失了。几乎所有的纳粹党徒和克格勃分子都说自己是爱国主义者，他们在爱国的旗号下犯下了滔天罪行。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的“写真集”，它收人了从康有为到罗隆基几代知识分子关于自由主义的重要论述，有着相当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然而，这本书有一个严重的疏漏，它居然将鲁迅排斥在这一传统之外。鲁迅在一个不把人当人的国度里，毫不妥协地坚持人格的完整和心灵的自由，以他的文学实践和生命实践捍卫了自由主义的最高原则。鲁迅的后半生，作为一个完全的自由职业者，作为一个旧世界的叛逆者和新世界的质疑者，在人格平台上达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对鲁迅的忽视，使本书的完整性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李慎之先生指出，“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副题是“自由主义的先声”，我想，“先声”之后，还应该有“后声”，在即将跨人下个世纪的此时此刻，谁来发出这样的“新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