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
   
    厚厚三卷本的《思忆文丛》，汇集了一批北大右派的坎坷人生。在《思忆文丛》之《六月雪》卷中，收入了新华社老记者戴煌的一篇文章《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葛佩琦的命运是右派分子一代人命运的缩影。从他一个人的命运里，我看到了那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葛佩琦是一位在三四十年代的左倾思潮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他是一名功勋卓著的中共地下党员，一九四九年后到人民大学教授物理。在一九五七年春的整风运动中，葛佩琦天真坦率地发表了许多尖锐批评共产党的意见。他指出，今天的共产党与一九四九年以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作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是欢迎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在一个拥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说这样激烈的话是不用担心有什么后果的，真正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而在一个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的社会里，说这样刺耳的话，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葛佩琦被敲门声惊醒，带枪上门的警察向他出示了逮捕证，罪名是“反革命”。在狱中，他受到了白黑连夜的非人道的审讯。一年多的时间，分两个阶段来审讯，前一阶段的审讯多达三十六次，后一阶段则多达三十次。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北京看守所的五年里，他不断便血，肋骨结核，血色素最低时降到三点五克。右脚拇趾的毒疮未能及时治疗，留下了腿脚麻木的后遗症。
   “文革”开始后，葛佩琦被装进闷罐火车送往山西。一九六八年，他患上了青光眼，而狱方不肯对他进行治疗，后来让不懂眼科的医生动手术，留下了白内障后遗症。一九七四年秋，经过多次力争，葛佩琦被送到第二附属医院。手术期间，狱方不给他眼科消炎针、消炎药和降眼压的药，疼了，只有一般的止痛片；再疼了，就打一针青霉素，用治疗皮肤病的四环素药膏代替点眼药水。一九七六年，葛佩琦被释放时，视力只有零点一，几乎就是一个睁眼瞎。奔波一年，他才次第解决了户口和每月二十八斤粮票、十八元生活费的问题，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搬进了北京东城交道口大街九十六号大杂院。十多年以前，他的妻子就已经跟他离了婚，孩子们也纷纷离他而去，他孤单单地一个人住在一间八平方米的破旧小屋里。
   那一代人中，有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与葛佩琦相似，有许多人的命运比他还要悲惨。仅仅因为要“表达”，他们丧失了青春、爱情、家庭、自由、尊严和生命。用“悲剧”来解释轻若鸿毛。戴煌的文章有这么几个小标题：“苍天可鉴：他成了‘党外人士’!”、“苍天可鉴：他成了‘党的敌人’!!”、“苍天可鉴：他被抓进了‘党的监狱’!!!”、“苍天可鉴：他被党判了无期徒刑!!!!”。从一个逐渐增加到四个的感叹号，生动地呈现了一九四九年以来政权“专政”的残酷性。我也发现，戴煌对历史的反思仍然有较大的局限性。他的心目中供着一个所谓的“苍天”，他希望苍天站出来为民作主。实际上，从古到今，苍天都是不存在的。正如国际歌所唱的那样“从来没有救世主”。
   能够拯救我们的，是制度的建设和观念的树立。没有一整套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即使苍天忠实地为鉴也没有任何意义。在中国刚刚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明确规定：“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制度、法律和公约比苍白的“苍天”要可靠得多。
   而更加重要的还是观念的树立。美国著名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在《权利时代》一书中指出：“人权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美德，是邪恶尊敬的唯一美德。这就意味着，当今的政府不能无所顾忌地宣扬它们的一贯主张。它的意义还在于，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一直在准备着接受人权规范，承认违反人权是不正常的。”每个人的权利需要每个人去认识、去体验、去捍卫。当观念形态的东西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难道还需要苍天吗？观念树立起来之后，还应当进一步内化到我们的精神生活之中、泛化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只有这样，葛佩琦的悲惨命运和那一代人的悲惨命运才可能永远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