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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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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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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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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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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以前,我曾两次在公众场合见过陈日君枢机。第一次是去年七一游行时,陈主教刚刚荣升为枢机,他主持了游行前的祈祷会;第二次是今年三月香港记者协会及外国记者协会等举办的人权新闻奖的颁奖会,陈枢机与会并鼓励记者们说真话、求公义。这两次我都只是在远处打量,陈枢机穿庄严肃穆的枢机袍,有一种凛然不可接近的气度。此次访问香港,终於有机会与陈日君枢机面对面地会谈。当我按约定时间来到简朴的会客室时,陈枢机翩然而至。与此前两次的观察截然不同:他身穿一件寻常的灰色夹克,脚踏中国传统的黑色布鞋,如此朴素的打扮,走在街头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惟有他那满面孩子般的微笑,是一直保持不变的。我忽然感到,陈枢机不再是那么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白发苍苍的他就像是我的外公一样,那么慈祥,那么温煦。
   「因真理得自由」的境界
   我们的交谈是轻松愉快的。我丝毫没有跟「大人物」会面的拘谨,陈枢机也不像某些政治家那样说话字斟句酌。他就像在与亲密的朋友闲话家常,随兴所至,百无禁忌。这是一种真正的「因真理得自由」的人生境界。当我问及中梵关系的问题时,陈枢机认为,他经常被中共当局斥责为「搞对立」,其实「搞对立」的恰恰正是中共当局。如果中共不改变利用「爱国会」这个四不像组织控制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做法,中梵关系就无法出现某种突破性的进展。对於教廷而言,诸如任命主教等原则性问题,不可能作出妥协;对於中共而言,「爱国会」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使当局在处理中梵关系时,面临比越南更大的困难,这也是当局作茧自缚。陈枢机透露,教宗十分清楚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尽管教廷内部有人试图与中共妥协,但他们不可能改变天主教两千年来的传统。有一名教廷的高级官员扬言:「一夜之间,我们就可以将台北的使馆转移到北京,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与中国建立的外交关系。」陈枢机批评说,这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看法,当初梵蒂冈大使向陈水扁总统递交的国书,怎么能够说变就变呢?这些看法的出现,是因为教廷内部缺乏深切瞭解中国事务的人物。虽然教廷曾经召开专门会议,提出设置「中国问题小组」的建议,但迄今未有实际进展。对此,陈枢机深感忧虑。
   香港良知与道德的代表

   会谈中,我也向陈枢机介绍了国内基督教家庭教会信仰维权的一些新动向。近年来,国内涌现了许多具有基督徒身份的律师,他们积极参与诸多当局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案件。正是在这些律师的支援下,许多教案得以浮出水面。在法律层面的努力以及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部份教案获得了较好的处理结果。但是,我尚未发现天主教领域出现具有信徒身份的律师。我建议,是否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基督教徒与天主教徒亦可携手捍信仰自由。陈枢机对此很有兴趣,但又表示,地下天主教徒大都集中在乡村,教育程度有限,他们要学会使用法律工具维权,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时,陈枢机还赠送了他的讲道文集及画册给我,并将我们送到电梯口。这位身材瘦小的老人,是香港良知与道德的代表人物。倘若期望香港社会的公义不再沦丧,就需要更多的市民与这位老人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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