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的自由
   ——《说，还是不说》序
   
   

    当我编完这本书稿的时候，一场大雪席卷了燕园。这是一九九八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新生们在未名湖畔奔跑着，堆雪人，掷雪球，清脆的笑声像阳光一样在银妆素裹的丛林间闪烁。我一个人到校园里转了一圈，燕园的雪景固然美丽，但我已然没有了当年的激动。居住在这片园子里已经五年半了，本科的同窗早已风流云散，而今日的我与五年前的我已判若两人。黄克孙先生译《鲁拜集》，字字含香。其中有一首小诗意境空旷寥远，我时时吟诵。诗云：“绿酒朱唇空过眼，微尘原自化微尘。今朝我即明朝我，昨日身犹此日身。”当我在书桌前对着一盏孤灯整理一年多以来的厚厚的文稿时，正是这样的心情。我从文字里看到了昔日的自我，看到了自我的脆弱与坚韧，看到了自我的寂寞与充实，看到了自我的哀伤与欣喜。
    在纸上的世界里，我是自由的。纸与笔亲密无间的合作，是我表达的最佳状态。当然，这样的时刻并不很多，而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写作需要心情来支撑，就像纤细的脚需要一双软弱的鞋子。我的心情是波状起伏的，通常以一个月为周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心态极好，思如泉涌，每天能够写四、五千字，写出的文字以后自己看也想“拍案叫绝”。然而，下一个月往往就文思枯竭，于是便放下笔，读书或者干脆玩耍，不写一个字。等到再过一个月，我又恢复了良好的状态，重新开始饥渴般的写作——确实是饥渴般的写作，我就像荒年里的农民扑向米饭、沙漠中的旅人扑向清水一样扑向白色的稿子和黑色的钢笔。写作已经内化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失去写作的生命是我无法面对的生命，失去了写作也就意味着失去自由、失去一切。写作既是我对内在自由的捍卫，也是我对外在自由的捍卫。我清楚地知道，在我这个存在着表达的艰难的人背后，还有自由表达对他们来说更加艰难的“沉默的大多数”。
   宿舍里暖气不足，在寒冷中，我捧起了德国作家赫塞的小说《梦系青春》。这位致力于探索理想精神世界的作家写道：“这个时代到处都在联合，都在培养随大流的人，而没有一处有自由和爱。所有这些联合体，从大学生社团和合唱队到国家，都是一种强迫教育，这是一种恐惧、害怕、窘迫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的内部腐朽、陈旧、近于崩溃。……人们害怕是因为他们从未信仰过自己，他们都感到自己的生活法则已经不对头，他们按老一套生活，无论是他们的宗教还是美德，一切的一切都与文明的需要不相适应。……人们精确地知道杀死一个人需要多少克炸药，但他们不知道怎样向上帝祈祷，他们甚至连如何才能快乐一个小时也不知道。这些胆怯地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充满恐怖，充满恶意，谁也不信任谁。他们流恋不成理想的理想，投石击毙每个建立一种新理想的人。将出现一次对石器时代神灵的清洗，像现在这样的世界将死去，它将毁灭。”我本来是为了寻找温暖而读书的，没想到这段话让本来就已经很冷的我更冷，甚至发抖起来。
   寒意是从心底里升起来的。因为我自己正是在这样的体验之下开始写作的。我不是出于炫耀、傲慢或者愉悦才从事写作的，恰恰相反，我从事写作是因为：缺乏自信的我需要寻求自信，缺乏温暖的我需要寻求温暖，缺乏爱的我需要寻求爱。我对自我和对外界的基本看法都是悲观的，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悲观。即使给我加冕上皇冠，我的这种悲观也不会减轻一丝一毫。在我看来，文章绝不是“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我知道自己拯救不了什么，改变不了什么，我所做的正如赫塞所说：“面对充满暴力与谎言的世界，我要向人的灵魂发出我作为诗人的呼吁，只能以我自己为例，描写我自己的存在与痛苦，从而希望得到志同道合者的理解，而被其他人蔑视。”
   言说是自由的。这是我唯一的信赖。我用我的纸上王国来对抗邪恶、对抗虚伪、对抗暴力。每个方块字都是我不屈服的士兵。作为统帅的我，愿意为捍卫言说的自由付出任何代价。我没有别的财富了，这是我最后的积蓄，就像曾祖母们看得比命还重的“棺材本”一样。写作绝对与发表无关，与传媒无关，为发表而进行的写作和为传媒而进行的写作是可耻的写作，也是当下绝大多数的写作。但是，写出来的作品能够发表、能够进入传媒，毕竟是一件好事。目的与结果是迥然不同的。因为，“交流”是写作的目的之一。我不拒绝交流，而且在交流之中不断地调整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在这里，我又想起了卡夫卡的一段话：“写作有一种奇怪的、神秘的，也许是危险的、也许是解脱的慰藉；从杀人者的行列中跳出，观察事实。观察事实，在这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更高的观察方式，更高，而不是更尖锐。它越高，便越为‘行列’之不可及；越无依赖性，越遵循自己的运动准则，它的道路便越是无法估量地、更加快乐地往上伸展。”我想，鲁迅先生选择写作的深层原因，大概也是为了避免继续“吃人”或“杀人”的命运，从狂人的绝境中解放出来。这是唯一的生路。同样，我选择写作也是出于这一原因。
   收入这本集子的文字，大部分是我最近一年以来所写的，它们忠实地记录了我生命历程中或深或浅的脚印。
   第一辑《暗夜流星》，是近期所写的一组思想札记，跟收到《火与冰》里的文字一脉相承。短则十几个字，长则上千字，随心所欲地写了出来。零散固然零散，但是就像珠子一样，我穿起这些珠子的丝线是“自由”。每个字都是我在完完全全“自由”的心态下写出来的。所以，虽然并没有多少高深莫测的哲理，我还是珍惜它们，它们就像贝壳，在水中静谧地栖息着。
   第二辑《乱弹胡琴》，是一组社会时评。鲁迅先生说，真正的杂文要像“匕首和投枪”，我虽身居象牙塔，而不愿“独上小楼成一统”，一直在热眼观世。“胡琴”者，本非中土所有，再加上我的“乱弹”，当然都是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还请识者见谅。我坚信，如果不允许“不和谐”的存在，那么“和谐”本身也将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不和谐”与“和谐”宛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作为“不和谐”的那一面，我坚决地捍卫自身存在的价值。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形容琵琶女的弹奏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我把自己看作那颗“小珠”。我顽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来。
   第三辑《西潮澎湃》，是我最近对西方文化的一些感想和评论。其中，有几篇是集中谈俄罗斯文化的。我认为，俄罗斯文化是一个奇迹，在短短的三百年里诞生的璀璨的星辰。而且，在一代比一代残暴的暴政之下，大师们保持了旺盛的文化创造力。秘密在什么地方呢？我试图通过对俄罗斯知识分子个案的分析，来作为文明的镜子。包括俄罗斯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都可以拿来为我们所用。一个拒绝接受外来优秀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澎湃的西潮，我们应当以开放的心态来接受。
   第四辑《柔情似水》，触及了我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郁达夫云：“生怕多情累美人”，这句话的确在我的身上灵验了。当年的深情伤害了对方，也伤害了自己。初恋一般都是不堪回首的，但我还是鼓起勇气来回首。读过我的文章的朋友，往往把我看作“侠客”，实际上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在我的身上，软弱的一面占据了更大的成分。也许这会让许多朋友失望的，但这才是真实的我。追忆似水的柔情，注定是要失败的。而我对失败已然安之若素。我想，自己所写的那些“刚性”的文字，如果没有这些“柔性”的文字作底子，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而这类“柔性”的文字，更接近我生命的本真状态。我永远怀念那位曾经跟我一起度过一段不那么愉快的时光的女孩子，并祝愿她幸福。
   第五辑《坐拥书城》，是一批书评和文化评论。我有一种观点：对于读书人而言，要知道其性情面目，看其读何书即可。因此，这些文字的背后应该有一颗阅读主体的心灵。我读书很杂，兴趣太广泛，也太“任性”。所以，我自己知道，我这样的性格，成不了大学者。成不了就成不了吧，我不会为了要成“大学者”而改变自我。我宁可做不被任何欲望和规范所约束的“这一个”普通的人。清人李永和说：“丈夫坐拥万卷，何假南面百城!”这种满足感正是我所羡慕的。如果面目可憎的人太多，不妨把书当作朋友。
   第六辑《畸》，是我本科时代的毕业论文。我在写作过程中尝试着独特的论文的写法，并与那种既成的模式化的论文写作相抗衡。这篇论文写得有点“四不像”。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张鸣老师精心的指导。我记得两年前，在1996年的冬夜里，我多次骑车到先生蔚秀园的家中，跟先生一起从提纲到细节逐步讨论论文的写作。师母温好绍兴的黄酒，我跟张老师一边喝酒一边交谈。张老师谈到兴奋处，不禁眉飞色舞。有一次，也是大雪纷飞，从先生家里出来，夜已很深了。我带着醉意在雪中匆匆行走，回到宿舍时，才发现雪花浸湿了论文的草稿。我也想起那些在北大图书馆里查找资料的日子，翻开泛黄的古籍，就好像握着古人瘦骨嶙峋的手。而书皮上的灰尘被我轻轻擦去。发现一则材料的惊喜，不亚于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篇六万字的论文。这篇论文不算难读，所以我也把它放进这部书稿里。
   这本书是我继《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尴尬时代》与《创痛的文明》之后的第四本集子。其中，部分文章曾经在一些报刊发表过。在此，谨向编辑过这些文章的编辑和阅读过这些文章的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感谢一切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我无私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这本书的出版，还有赖于出版社的编辑们和策划者们的辛勤劳动，当然还包括印刷厂的工人兄弟们和大小书店的员工兄弟们的辛勤劳动。我诚挚地感谢他们。
   最后，我想把这本小书献给我平凡的父亲和母亲。他们25年的养育之恩，是我用任何方式也无法回报的。
   
   
   
   
   
   余杰
   1998年11月22日
   于京西燕园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