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警察我怕谁
   
   
   

    一九九八年九月四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了山东泰安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例：以当地派出所所长为首的一帮民警刑讯逼供，致人死命之后竟然埋尸灭迹。这些公安人员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比起中世纪的残暴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让人难以相信是在20世纪末的社会主义中国发生的。司法机构的腐败是社会腐败一个最明显的象征。司法机构本来应该是社会正义的代表，然而当它蜕化为正义的对立面时，民众将对整个国家机构丧失起码的信任。
    一九九四年十月八日，张现春、张桂荣夫妇途经泰安市泰山区徐家楼乡大白峪村时，被误认为是偷自行车的小偷而抓进了徐家楼派出所。一进审讯室，警察就用铁棍、电警棍轮流殴打两人。张桂荣亲眼看见丈夫被打得满地打滚，一声声死去活来地惨叫。审讯张桂荣的是派出所所长马洪庆，他把电警棍开得冒着火花，电击得张桂荣嗷嗷直叫。他还十分下流地电击张的乳房和下身，把张踹倒在地用脚踩大腿根部。痛苦、恐惧、羞辱使这位32岁的普通农妇捣蒜似地向马洪庆磕头求饶，但马洪庆依然残忍地大打出手。第二天早晨，警察故意放松看管，让张桂荣逃走。张家上门询问儿子的情况，派出所的回答是：你儿子跑掉了。从此，张现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原来，当天派出所所张马洪庆、指导员张亚成、联防队员张某和段某对张现春进行了持续六小时的残酷拷打。因为张现春拒不承认偷了自行车，所以他们又将张带到院子里练摔跤，轮番摔打。马洪庆一伙摔累了，又强迫也是被抓到派出所来的村民邵某继续摔打。邵某刚刚被马毒打过，看到张现春的惨状，心有余悸。马狠狠地踢了邵一下，逼迫他下手。晚十一点，张昏死过去。值班民警宋某将张送到乡卫生院，医生发现张瞳孔放大，判断是颅脑外伤，建议送市中心医院抢救。马洪庆、张亚成一伙赶到医院，从医生处得知救活的希望很小，害怕张死在医院里，罪责难逃，便编造理由将张强行从医院里拉出，送到马的同学在郊区开的非法诊所。在不具备抢救条件的个体诊所，张现春于上午九时死亡。马洪庆为逃避罪责，在离派出所不远处选了一个大坑，先将张的尸体埋进去，然后安排二十多名联防队员，以上级检查卫生为名，命令他们将这个二米深、三十余平方米的大坑填平。张现春的冤魂就这样深深地被埋在了地下。
   案发之后，披着警服的歹徒们被送上了法庭，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审判呢？人们拭目以待。泰山区公安分局向受害人张桂荣赔偿十八万人民币。然而，她相亲相爱的丈夫再也不能复生了。《南方周末》在报道的标题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苍天有眼，他们的罪行暴露于苍天之下”。我对这种说法很不以为然。什么是苍天？我们难道寄希望于看不见、摸不着的“苍天”来主持正义？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应该对“苍天”念念不忘。苍天是靠不住的，苍天有“眼”的时候毕竟是少数，苍天所看到的罪恶也是少数，而苍天又有多少没有睁开“眼”的时候呢？没有被苍天看到的罪恶又有多少呢？与其把正义的裁判权赋予苍天，不如切切实实地进行法制的建设。苍天是保护不了我们的，从包青天的时代就是如此，今天也一样。中国人民的“苍天梦”做了多少年，至今还没有做完。
   其实，能够保护我们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是一整套健全的现代法律制度。制度不健全，执法者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自然会为所欲为，“我是警察我怕谁”成为执法人员的口头禅。一旦警察们认同“我是警察我怕谁”的观念，公民的权利就毫无保障地被拥有权力的人粗暴地践踏。依靠所谓的“苍天”，还是人治时代善良的幻想；只有依靠现代的法律机制，才能使我们走上真正的法治之路。关键在于，使警察有所“怕”——警察本身也应当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应当成为让他们“怕”的东西。可惜的是，如今的警察根本就不怕法律，因为法律掌握在他们手上，而不是掌握在所有公民的手上。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七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哈尔滨市呼兰县许堡派出所借“扫黄”为名，非法拘禁一百多个村民，榨取十五万七千元的恶性事件。呼兰县是天才女作家萧红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看到这个名字，我就想起了萧红的名作《呼兰河传》。本来这是一个让我仰慕的地方，但看到报纸后，我被震惊了：怎么还有这样的派出所、这样的执法者？他们跟旧社会的东北土匪有什么区别呢？他们比土匪还要卑鄙无耻下流，土匪是明火执仗、明枪明刀地抢劫、绑票，而派出所则是借用正义的名义和国家的力量来搜刮民财。这是对正义、对国家最大的侮辱。长此以往，如何使人民对国家、对法律产生信任感？国家权力机关的土匪化，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最不能容忍的现象。这些执法者将无辜的村民当作“嫖客”和“卖淫女”，成群结队地栓在一起强迫跑步示众。不消说他们抓的是无辜的村民，即使是嫖客和卖淫女，难道就能够任意侮辱吗？妓女和嫖客也有他们应当受到尊重的基本人权。
   记者在采访派出所所长付文广时，这个有警龄十六年的警官说，自己错了，对不起党多年的培养。可是说到具体错在那里时，他却哑口无言。他想了半天说：“为什么抓人，我也说不清。要说错，就是轻信了民警的报告，定性不准。”至于罚款的标准，付文广则说：“所里经费紧张，就想多罚点还帐。谁罚多，谁罚少，也没有具体的标准，富的人家多罚点，穷的人家少罚点，讨价还价都通过办案的民警进行。”言下之意，他还慈悲为怀，颇有关怀穷人的好心，这跟古代杀富济贫的侠客倒还一脉相承。有十六年警龄的警官，居然是这么样一个法盲，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事发以后，该派出所居然还通过县委宣传部新闻科某科长编造自我表扬的稿件，到党报上发表，并且以此来威胁上访的群众。
   以上两个典型案例说明，当今中国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是一件极其迫切的事情。当警察们都认为“我是警察我怕谁”理所当然的时候，法律也就成了执法者手中的玩物。说警察素质低、说人民素质低，都只是看到了表面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在全社会根植起一种真正的“法”的精神，一种“我们都是公民，我们都应该遵守法律”的精神。现在，人们很喜欢谈论“爱国主义”，我却认为，如果国家的法律不能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权利，那么“爱国主义”只能是空中楼阁。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说：“法律不能重新点燃已经熄灭的信仰，但能使人民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法律能够唤醒和指导人们心中模糊存在的爱国本能，而在把这种本能与思想、激情与日常习惯结合起来时，它就会成为一种自觉的和持久的感情，……每一代人在一个国家出生时，是作为行将掌握立法工作的新人而出现的。”在中国，我们需要做的是，树立“天大地大法最大”的观念。对警察而言，不是“我是警察我怕谁”，而是：我是警察，我所做的一切受法律的约束；对民众而言，不是“我是百姓，我怕警察”，而是：我不违犯法律并且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有了这样的前提，国家才会变得可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