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的林庚先生
   
   
    年逾九旬的林庚先生是北大中文系年纪最大的老教授。老人平时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我在中文系呆了整整六年，通共也不过见了先生几次面而已。

    据说，80年代初，林庚先生给那时的师兄师姐上了一堂“告别课”。那天，林先生穿着一身笔挺的新衣服，满头的白发也梳得“一丝不苟”。他讲《红楼梦》，讲古典诗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那风度，那气派，学长们至今回忆起来依然为之而神往。为了这一堂课，林先生整整准备了一两个月。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本来已经不用备课，可是先生说要讲出最高的水准来，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好教案。讲完这节课，先生回家后大病一场。
    跟先生有一次直接的来往。中文系要办一份学生刊物，我是编委之一。大家建议说，去找林庚先生题字。我说：“先生高龄了，不太好去打扰吧？”其实，背后还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担心老先生们脾气大，去了有可能自讨没趣。一位老师猜出了我的想法，告诉我说，林先生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放心去找林先生吧。
    于是，我壮着胆子拨通了林先生家的电话。从电话的那头传来沉稳有力的声音：“您是那位？”我简要介绍了我的请求，忐忑不安地等待先生的答复。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按捺住心中的欢喜，小心翼翼地问：“那么，您看我什么时候来取呢？”先生说：“看您什么时候方便。下午行吗？”我万万没有想到先生会用这样的口气跟一个20出头的后辈学子说话。先生不是着眼于自己什么时候有空，而是问对方什么时候有空。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赶到了先生的寓所。更没有想到的是，先生早早地就在门外等着。那时还是初春时节，先生站立在料峭的风中，胸前围巾飘飘，依然具有当年神采飞扬的诗人气质。
    先生一见面就跟我握手，然后对我说：“我担心您找不到地方，便出来看看。”先生的手干瘦而温暖。先生把我接进屋子，拿出写好题词的一张精美的卡片，带着歉意的微笑对我说：“年纪大了，不能写毛笔大字了，只能写几个钢笔小字。不知道适不适合刊物用？”我接过先生写的字，仔细一看，发现有一处刮过的痕迹。原来，有一个笔画大概是先生写的时候手抖了一下，先生便小心地刮去，再精心添补上。我顿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几个小小的题字，先生也如此认真。我想象着先生趴在桌子上一点一点地刮去墨迹的情景，眼睛湿润了。心里有些责怪自己，真不该打扰先生的。先生却依然和蔼地微笑着，送我出门。我已经走很远了，一回头，看见先生还在门口目送我。林庚先生是一位国宝级的学者，而我仅仅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普通学生，先生却以完全平等的方式来对待我。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附加价值的“人”对另一个人的尊重。这种尊重在今天已经“多乎哉？不多矣。”
    一位学贯中西的世纪老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待人接物的。我想，俗话说“做人”、“做人”，其实，最高境界的“人”都不是“做”出来的。比如林庚先生，他的一切言行都是自然而然的，在他看来理应如此。真个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在我们看来，却是出乎常理的，所以感到惊讶。这就是我们与老辈学人之间的差别。学问的差别是看得见的，而在人格上的差别却是看不见的。我们没有那份“平常心”。我们会压抑不住地傲慢、轻狂，即使是谦虚，也是有意做出来的，显得很勉强。与林庚先生相比，那真是汗颜啊。“高山仰止”，说得就是这个意思吧。
    一流的学问，背后的一流的人品。没有一流的人品，做不出一流的学问来。不少年轻的学人，沉湎于沽名钓誉，对学生敷衍了事，早忘了什么叫做“为人师表”。不久前，北大中文系发生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由于一桩师生恋，一个大三的女生自杀身亡。这个悲剧的男主角、拥有文学博士头衔的姓沈的青年教师，当然是用不着负什么法律责任的，但是道德上的责任呢？即使仅仅是职业上的道德？他的心里还有没有“师道”？系里只给了他最轻微的处分。这个家伙似乎并没有什么反省，对处分很是不服气。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依然站在讲台上讲课。真难以想象他怎么讲得下去!有老先生也说，沈博士的学问还不错。真的不错吗？连学生的生命也看得轻若鸿毛，还谈什么学问!这是一个没有廉耻的时代。
    想想林庚先生吧。想想那位衣着朴素的老人，那位认认真真备课的老人，那位认认真真题词的老人。那是一种真正的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