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国家尊严”
   
   
   

   一八九一年春天，俄罗斯发生了罕见的饥荒。一开始，托尔斯泰对这场饥荒持冷漠的态度。托尔斯泰认为饥荒产生的原因并不是粮食不足，而是粮食分配不均，理所当然地不能靠募捐来拯救灾民。他历来就对慈善事业抱有很深的成见，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人都在为挨饿的人担心，想帮助他们、拯救他们。多么令人厌恶！那些从来不为他人着想、从来不考虑普通百姓的人不知为什么突然萌生出为他们服务的愿望。这要么是虚荣心——想炫耀——要么是恐惧，但决非高尚之举。”托尔斯泰坚信，比偶尔的、短期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持续的、长期的对底层社会表示深切的关怀和同情，是对不义的、不公的社会制度进行直接的批判和揭露。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虽然密切关注灾情，但都没有加入到救灾的第一线去。
   但是，当三个儿子从饥荒所在地区赶回来向老人报告骇人听闻的灾情的时候，老人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当时，政府否认饥荒的存在，并不打算作任何努力。政府的这一姿态导致了灾情的恶化。托尔斯泰面临两难的选择：如果参与救灾，那与自己的原则是相背离的；如果不参与救灾，眼睁睁地看着灾民们饿冻而死，自己与多年来一直批判的沙皇政府又有什么区别呢？经过激烈的思想冲突，托尔斯泰选择了参与救灾。一旦决定，老人就干劲十足地行动起来，他与两个女儿以最快的速度来到饥荒最严重的的中心地带贝极切夫卡农庄。在那儿，他不分昼夜地忙于设立施粥所，采购食品，给报社写文章呼吁沙皇政府和全世界参与救援。240处施粥所设立起来了，每天有一万三千人接受救济。看到儿童挨饿，老人受到深深的触动，他专门为儿童设立了儿童餐室，为三千名儿童提供食物。他的呼吁获得了全世界的回应，美国筹集了五十万美元，运来七船粮食；英国也筹集到了两万英镑。其它国家的救灾物资和经费也源源不断地进入俄罗斯。
   然而，托尔斯泰大公无私的举动却令沙皇政府无比忌恨。托尔斯泰不仅向世界公开严重的灾情，否定政府斩钉截铁的“没有灾荒”的说法，而且还向国外请求援助。对于前者，政府指责他“煽动革命”；对于后者，政府指控他的行为接近于“叛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一次给高级官员们的讲话中指出，这件事情“有关国家尊严”，必须狠狠地打击那些“破坏国家声誉的叛徒”。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穷兵黩武，以欧洲头号军事大国自居。亚历山大三世梦想帝国的版图不断向四面八方推进，建立能够与祖先彼得大帝相媲美的功勋。俄罗斯帝国必定是、只能是歌舞升平、莺歌燕舞。谁料到出了托尔斯泰这么一个叛逆者！沙皇和他的宠臣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与我们出身同一阶层的帝国伯爵，为什么偏偏要跟我们作对呢？不就是饿死几个微不足道的农民吗？难道农民的生命比我们帝国的尊严重要？他是不是疯了？沙皇暗示主管舆论的大臣，不让托尔斯泰的声音在俄罗斯任意一家报刊上出现。
   于是，报刊检查官禁止俄罗斯所有的报纸发表托尔斯泰写的有关饥荒的文字。谁发表，就让谁关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托尔斯泰并不打算作丝毫的妥协，他知道，妥协将使自己处于安全之中，但妥协同时带来千万灾民的死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你不让俄罗斯境内的报纸发表有关的消息，但你总管不了国外吧？托尔斯泰通过秘密的途径，把一封被查禁的信件送到了外国。当这封信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刊发以后，在英国引起轰动，上上下下都掀起同情的浪潮，人们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筹集资金寄给托尔斯泰。沙皇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命令政府机关报《莫斯科新闻》在头版发表社论，谴责托尔斯泰的“卖国行为”。社论厚颜无耻地指出：“托尔斯泰伯爵的呼吁，是基于一种狂热、偏激的社会主义形式。……他公开宣扬革命。”内务大臣受命专门调查托尔斯泰在灾区的活动。在首都，传言说政府为了封住老人的口，不让老人唱反调，可能要驱逐他或者将他关进修道院。
   在给妻子的信中，托尔斯泰大无畏地写到：“我想什么就写什么，政府和上流社会不可能接受这些东西。”他继续在灾区工作，无限期地推迟了自己的写作计划。托尔斯泰夫人也前来协助丈夫的工作，在日记中她写道：“我们要做的最艰难的事，莫过于判断哪些人最贫困，谁该去餐室、谁该领取捐献的薪柴和衣物。我几天前列名单时有八十六个餐室，现在已经开办了一百个。”一边是托尔斯泰的身体力行，一边是沙皇政府的矢口否认；一边是把每一个农民的生命看得最重要，一边却是拼命捍卫所谓的“国家尊严”。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这一对比毫无遮掩地袒露在全世界的面前。沙皇的暴虐、冷酷和无耻给每一个有良心的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沙皇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这场饥荒中受到了根本的动摇。沙皇对托尔斯泰的恨到了极点，但他依然不敢采取任何行动。内务大臣提出逮捕托尔斯泰，沙皇轻蔑地对这个臣仆说：“虽然我们的荣誉被他破坏了，但我们最好不要采取行动。我要你别去碰托尔斯泰。我不想让他做殉道的烈士，从而引起广泛的暴动。”
   “事关国家尊严”，好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我不禁想起二十年前中国的唐山大地震来。在那场人间惨剧中，死亡数十万人（具体死亡人数有好几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实情况，仍然很难判断）。当时，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主动要求前来灾区进行救援，并筹集资金、食物和药品。但是，也是出于“维护国家尊严”的理由，决策者断然拒绝了所有的援助。可以设想，假如我们接受有关的援助，死亡人数会少得多。今天，重新阅读托尔斯泰的传记，我在为老人的慈悲和勇气所感动的同时，也体认到所谓“事关国家尊严”这一说法的荒谬。沙皇口口声声宣称的“国家尊严”，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尊严和他们那一小撮人的尊严。国家是不允许绝大多数底层的农民和市民染指的，国家仅仅是沙皇和他的大臣们的专利。而托尔斯泰深刻地认识到：人，只有人是最重要的。那些宏大的叙述都是虚伪的。国家的尊严，是建立在每一个人尊严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少数几个人尊严的基础上。倘若一个国家的公民连生命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还谈什么“国家尊严”呢？
   想起沙皇所说的“国家尊严”，我的心头就冷冰冰的；想起在大灾荒中奔波的托尔斯泰，我的心头就热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