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医生
   
   除了著名的《日瓦格医生》外，俄罗斯文学史上还有很多医生的形象。医生能够疗救身体的病痛，却无法治疗社会的病态。尤其是在社会大转型、大动荡的时期，医生对于无数的生命的非正常消亡更是无能为力。许多俄罗斯作家愿意让他们的主人公以医生的身份出现，背后蕴含着一种特殊而复杂的心态。
   魏列萨耶夫出生于土拉一个医生的家庭，他偏偏拒绝父亲要他从医的劝告，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1884年，他进入彼得堡大学文史系。有意思的是，他毕业后却又攻读医学专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医生。与那些弃医从文的人不同，魏列萨耶夫选择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弃文从医。不过，他一边从事医生的工作，一边坚持文学创作，一直把文学创作当作“副业”来看待。魏列萨耶夫在中篇小说《走投无路》中，表现了19世纪末俄国民粹主义者的人生悲剧：他们满怀理想地走向民间，对广大民众抱有急切的希望。然而，实践却表明，他们不仅无法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反而招致怀疑和仇视。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医生，他不顾亲友的劝告，深入一个霍乱流行的地方去帮助老百姓防疫治病。但是，他的那套先进的消毒手段根本就没有人相信和理睬。医生废寝忘食地工作，抢救濒临死亡的病人，最终却被当作传播瘟疫的巫师，遭毒打而死。这篇小说中医生的悲剧性，超过了鲁迅《药》中的夏瑜。

   1901年，魏列萨耶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一个医生的札记》。札记探讨的不仅仅是医学的问题，更凸现出了严峻的社会问题。世纪之初的俄国，已经是风雨欲来、乌云满天。作者通过主人公的行医生涯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当人富裕而自由时，医学才有意义，而俄罗斯的现实却是“穷人因贫困而生病，富人因生活优裕而生病”。有病的并不是个体的人，而是现存的一整套社会秩序。而要对这一社会体系进行疗救，显然不是依靠医生就能够完成的。因此，魏列萨耶夫笔下的医生的系列，都是悲剧人物——导致悲剧的，是他们的职业，更是他们所生存的社会。如果仅仅把自己局限在医学领域，那么要充当一名成功的医生是很容易的。在俄罗斯这个后发展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医生有限的数量比起庞大的社会需求来远远不足。然而，魏列萨耶夫所关注的，绝非医学本身。在俄罗斯，从来就没有纯粹的“专业人士”，而只有对整个社会负有强烈的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安德列耶夫是最早进入现代主义层面的俄罗斯作家之一。在小说《思想》中，安德列耶夫描写了一个信奉超人哲学的医生，佯狂杀死了自己的朋友，只因为他认为这个朋友十分平庸，却生活得很幸福。杀人的计划虽然顺利实现，但理性却背叛了他，他从佯狂走到了真正的精神崩溃的边缘。这一主题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罪与罚》。《罪与罚》的主人公是一个大学生，而《思想》的主人公却是一个思想成熟得多、坚定得多的医生。医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大学生那么多的犹豫、顾忌和矛盾、挣扎。安德列耶夫否定的，不仅仅是《思想》中的医生，也不仅仅是超人哲学，而且是19世纪末以来俄罗斯的整个历史进程。平等和公正不能依靠暴力来获得，暴力本身就是非正义的。
   安德列耶夫的这篇小说没有用《医生》这样的题目，而用了一个值得玩味的《思想》。显然，他要表现的不是具体的某个“医生”，而是由某个医生体现出来的某种“思想”。我把这个医生看作一个抽象的符号——他代表的是一整套关于人类未来乌托邦的理论。这种思想认为，为了达到崇高的理想，采取恶劣的手段是可行的。安德列耶夫对这一思想持否定态度，他的小说举的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医生的精神崩溃仿佛是一个预言，它预示了1990年苏联帝国的解体。无独有偶，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格医生》中，从正面说过这样一段话：“潜伏在人身上的兽性如果能靠吓唬——无论靠监狱还是靠因果报应——来制服的话，那么人类最高的象征就是手执皮鞭的马戏团的驯兽师，而不是自我牺牲的传教士了。千百年来使人类超越禽兽而且不断前进的不是鞭子，而是真理的声音，是不用武器的真理的无可争辩的力量和真理的范例的引导。”
   第三个医生出现在米•布尔加科夫的笔下。医生这一职业对青年布尔加科夫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他1916年毕业于基辅大学医学系，之后就职于斯摩棱斯克国立医院。1920年，经历了乌克兰内战洗礼的布尔加科夫，精神上发生重大转变，终于弃医从文。关于自己的从医经历，布尔加科夫写了两本书：《一个青年医生的札记》和《袖口手记》。
   布尔加科夫笔下的医生，不像魏列萨耶夫笔下的医生那样具有殉道者般的激情，更不像安德列耶夫笔下的医生那样代表着某种邪恶的理念，而是更具备平民性和现实性。在没有药品的时刻，他饱尝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在病人死亡的时候，他体验到生命的脆弱与卑微。布尔加科夫没有在医生的身上寄托“微言大义”，而是“如实”地描绘出战争的残暴、民众的苦难、命运的无常以及医生的“无力”——他们即使是竭尽所能，也仅仅是杯水车薪。布尔加科夫延伸的是人道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到了革命胜利以后，自然会被贬斥为“小资产阶级的懦弱”。然而，“强大”的帝国灰飞烟灭，“懦弱”的文学家却永存于世。
   歌德说过：“医学的目的在于了解生命的复杂历程，医生也因此而比其他人都更贴近于生命的意义，更易于深入了解典型人物，更易透视人类生活的秘密。”三个医生，揭示出了三种人生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