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沙皇的信
   
   
   

   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星期日，上午。统治着世界上最广袤的领土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被以索菲娅为首的六名虚无主义者刺杀身亡。托尔斯泰获悉这一消息后，无比震惊。他不支持任何暗杀行为，而且对曾经作出解放农奴的决策的亚历山大二世颇有好感，对其推进俄罗斯社会改革寄予了某种程度的希望。但是，当他得知新沙皇即将对六名暗杀者实行死刑的时候，他愤怒了。他的愤怒如同春汛的河水，滔滔不绝。
   经历了中年精神危机的托尔斯泰，出于对基督崭新的信仰，坚决反对死刑。他认为，为了报复而杀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可耻的。他开始给新沙皇起草一封信。在信中，他这样写道：“陛下！如果您，把这些人召来，给他们钱，打发他们去美国的什么地方；如果您发布文告，加上标题：‘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我，一个卑微、忠诚的子民，将感激涕零，一如我耳闻您的名字而激动得落泪。我知道这句话能让俄罗斯奔腾起善与爱的洪流。基督的真理活在许多人的心间……”他清楚地知道整个沙皇政府都沉浸在报复的狂热和偏执之中，但他本着自我的良知和历史的责任感，还是写下了这封将对自己带来直接危害的信件。
   虽然托尔斯泰贵为伯爵，但是要把信件呈送到沙皇那里，却并非一件易事。托翁把信寄给在彼得堡的好朋友斯特拉科夫，请他转交给新沙皇最接近的人——波比耶多诺斯特耶夫。波氏曾经当过沙皇的导师，刚刚被任命为主教公会的主监理，在政府和教会中都掌握着实权。在附带给波氏的信中，托尔斯泰写道：“我知道您是基督徒，这足以让我有勇气接近您，向您提出一个重要和艰难的请求，就是把我写的有关最近这些可怕事件的一封信交给皇帝陛下。”
   然而，波氏却是一个反动透顶的人物，他以专制制度死硬的捍卫者自居。早在收到托尔斯泰的信件之前，他就写信给亚历山大三世说，那些请求赦免杀人犯的想法令他感到“恐怖”。他提醒刚刚上台的新皇帝“千万不能”听信“几个心软弱智者”的意见，而轻易放过六个刺客。他告诉皇帝，威望是靠杀戮来建立的。波氏收到托尔斯泰的信时，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名“疯子”的请求。托尔斯泰只好又通过其它途径，给沙皇重新递送了一个副本。沙皇没有答复。一八八一年四月三日，全部六名刺客统统被处以绞刑。
   两个月后，托尔斯泰收到了波氏语气傲慢、充满嘲讽的回信：“读了您的信，我明白了您的信仰与我的无共同之处。我的信仰属于教会，我的基督不同于您的基督。我的基督是一个掌握力量和真理的人，他医治弱者；而您在我看来却是个本身就需要医治的弱者。”他认为这封信侮辱了不知天高地厚的托尔斯泰，殊不知却侮辱了自己。他以他那奴才的卑劣和嚣张，反衬出托尔斯泰的高尚与谦和。杀戮的力量不可能统治整个人类的历史，而宽容与和平的声音却响彻每一片长着青草的土地。尽管托尔斯泰的努力没有达到任何实质性的效果，但他写信的行为本身却申明了正义和良知不会在俄罗斯的大地上销声匿迹。这一作用，超越了是否能够挽救六名虚无主义者的生命。这封布满灰尘的信，让后人在翻阅这段黑暗的历史时，不至于被黑暗所淹没。当后人发现它时，会情不自禁地涌现出喜悦和自豪——对人类自身所拥有的善良、所拥有的坚贞的喜悦和自豪。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里，托尔斯泰一直是沙皇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一个孤独的老人与一个强大的政府之间，进行着一场漫长的、艰巨的拉锯战。这个独裁政府征服了无数的民族和国家，却无法征服这个白发苍苍的矮个子老人。
   一九零二年新年伊始，托尔斯泰又拿起笔来给沙皇写信。这时，他面对的是另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这是一封坦率而直接的信，罗曼诺夫家族统治俄罗斯漫长的历史中，恐怕没有哪个臣民对他们的皇帝说过这样大胆的话，就连当年的普希金和恰达耶夫也没有。
   “我的兄弟，”托尔斯泰在信首写道。他解释为什么自己认为这一称呼是得体的：“因为我把您当作凡人兄弟而不是沙皇，因为既然我活不长了，我给您写信就如同我在另一个世界。我不想就这么死去而不告诉您我如何看待您目前的行为、它本该是什么样子，可以给亿万民众和您自己带来什么福祉，以及如果您一意孤行会给他们和您自己招致何等灾祸。”在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的大帝国里，托翁站了出来，一个人面对整个制度，而沙皇正是这种制度的象征。
   在信中，老人表明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俄国的三分之一处于危险状态，即没有法治。警察部队——包括公开的和秘密的——不断扩充……监狱、流放地和苦役营关满了政治犯，现在又增加了工人。审查制度已经沦落为莫名其妙的浸律。宗教迫害之频繁和残酷登峰造极。荷枪实弹的军队被派来镇压人民。很多地方兄弟自相残杀，更加血腥的事件肯定还会发生。”于“理”于“法”，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奋起反对这个“不义”的政府。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沙皇仍然拒不实行君主立宪制。尼古拉二世宣称，独裁是唯一适合俄罗斯人民的政权形式，并建议俄国人民放弃拥有议会民主的“愚蠢的白日梦”。
   与之针锋相对，垂老的托翁对年轻的沙皇说：“独裁是一种过时的政权方式，它可能适应中非某地人民的需求，但不适应俄国人民的需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民，可以用暴政镇压，可是不能用暴政统治。”他简直就是面对面地斥责沙皇了。在信的末尾，托尔斯泰希望沙皇能够迷途知返、及早改弦更张：“亲爱的兄弟，人生苦短，仔细想想吧。”
   这封信顺利地送了出去。托翁把信交给沙皇的叔叔尼古拉•米哈伊诺维奇大公爵。大公爵非常尊重托翁，在一次拜会中，他答应将信件转交给沙皇，他做到了并事后通知了托翁。然而，尼古拉二世对这封苦口婆心规劝他的信件、对信中强调的对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进行全面改革的迫切性置若罔闻。这封信被他束之高阁。直到十五年以后革命爆发，沙皇被处死，才得以公诸于众。
   而托尔斯泰换来的结果是：政府派来监视他的密探增加了两倍。他的每一位家人外出都有密探跟踪，而每一个来访者都会遭到严密的检查和盘问。他被变相地监禁了。但是，沙皇也不敢对他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即使托尔斯泰送来苍蝇，也不得不吞下，谁让真理在他那一边呢！
   我又想起了另一封信，另一封给另一名更严酷的新沙皇的信。有一天，苏联女钢琴家尤金娜收到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有两万卢布的巨款。这是伟大领袖斯大林特意送来的，领袖表示，自己是她热心的听众。尤金娜收下了信封，给这位比昔日的沙皇还要受顶礼膜拜的领袖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么几句话：“谢谢你的帮助，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宽恕你，我把你给我的钱献给了我加入的教会……”重病的斯大林收到信后，没有像往常一样狂怒，而是沉默了许久。面对这样的勇气，他已然失去了报复的力量——专制无论如何严酷，世界上总还是有些东西是它无法触动的。
   从托尔斯泰到尤金娜，在俄罗斯富饶的大地上，总有那么多的心灵在写信。他们是平民的信使，他们的信件，像鸟儿一样，自由地飞翔在浩茫的天宇和灿烂的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