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熔基退休之后仍然兼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名誉主席”以来，上行下效，中共的退休高官们纷纷出任高等院校的校长、院长和教授。一时间，似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了时髦，官员专任教职，迅速与国际接轨。就连臭名昭着的红卫兵外长李肇星，刚刚被赶下外长的位置，立即便回到作为“母校”的北大（李是北大的工农兵学员），参与一个盛大的受聘教授的仪式。在此之前，还有在“六。四”之后由总政宣传部长空降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左派官僚邵华泽出任北京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中国名牌学府的新闻学院，差不多变成了钳制新闻自由的宣传部的培训基地了。

   近年来，许多退休高官放弃到企业当顾问的肥缺，却青睐于学术和教育机构的职位。按照赵启正的理解，“这个变化表明了一种社会意识的变化，表明社会对知识、对教育更尊重”。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这是学术和教育腐败的又一种形式，学术和教育丧失了独立性，成为某些官员“自我加冕”的“高帽子”——这些官员们享受长期权力和金钱已经到了麻木的程度，他们退休后惟一想占有的便是学术界与教育界仅存的一点“清誉”，让自己具有教授、博导、院长、校长的头衔。其实，这些官僚根本不具备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的基本条件，以赵启正而言，虽然他谦虚地表示“谁说我外行，我对谁表示感激，因为他是在鞭策我”、“我本身的学术训练和这个职位还是有差距”，但我想追问的是：既然本人都承认是“外行”、本人都承认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术训练，却硬要去盘踞院长职位，你就不害怕误人子弟吗？以李肇星而论，他不仅说不出流畅的英文来，连普通话的表达也十分吃力，那一口浓重的山东方言让记者们难以辨认。在国际舞台上，他更是时常失态，以粗鲁的咆哮显示其对中共独裁政权的忠心耿耿，却成为西方外交界的笑柄。如此“梁山好汉”式的人物，岂能为人师表？

   我注意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当记者问及“您认为国内外记者的差别体现在哪里”时，赵启正回答说：“竞争性弱，有许多记者在大型新闻发布会上不敢发问，有些记者的问题不够准确、‘尖刻’。当然这也和中国文化有关，中国人不愿出风头。”他表示，他会注重培养提问尖锐的记者：“我喜欢提问尖锐的记者。这说明他们在思考。以前我接受采访时，如果时间充裕，我会拿些问题去考验记者，看他们是否做足了准备工作，是否在思考。”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为滑稽的言论，其滑稽程度比起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那些肉麻的“爱国爱党”的“打油诗”来更是别有风味——这些“打油诗”居然成了奥运会的会歌。

   中国记者提问不“尖刻”，跟“中国文化”并无关系——我们不能把什么污水都泼到毫无还手之力、只能默默承受的“中国文化”身上。同样是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香港和台湾的记者为什么就能提出尖锐问题来呢？我记得香港女记者张宝华曾“尖刻”地向江泽民提问，问老江是否执意“挺董”。结果，江总大发雷霆，猛然冲到这名弱不禁风的小女孩面前指手画脚地破口大骂，出尽洋相。张宝华被身兼党政军“三位一体”大权的最高统治者谩骂，不仅没有丢失工作，反而名声大振，获得香港有线电视的破格提拔。为什么大陆数十万名记者当中没有出现一个张宝华呢？显然，不是大陆记者比张宝华愚笨或怯懦，也不是大陆记者比张宝华的“国学”功底更好而染上了“不愿出风头”的“中国病”，而是大陆根本就没有新闻自由，更缺乏奖励优秀记者的机制。假如张宝华在央视工作，还不马上就被除名了？而在言论自由的香港，张宝华不仅没有被上级打压，反倒一夜成名，迅速获得提升。

   赵启正指责大陆记者提问不“尖锐”，就好像皇帝指责太监不会生孩子一样。赵启正本人的存在正是大陆记者提问不尖刻的原因之一，正如皇帝的存在就是太监被阉割的根本原因一样。当然，赵启正不是中宣部部长，他本人也得仰中宣部部长之鼻息。中国大陆的记者们都被阉割了，包括曾经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这一正部级官职的赵启正也被阉割了。因为在国务院新闻办之上还有一个太上皇——中宣部。中国的记者们个个都在“戴着镣铐跳舞”，个个都被笼罩在巨大的谎言之下。良心尚未泯灭的少数记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说出一点真话来，这一尝试往往会遭致残酷打压——程益中和师涛就是其中两个典型的代表。

   这些摇身一变成为院长和教授的高官，究竟是何许人也？窃居北大新闻学院院长一职的邵华泽，曾经担任《解放军报》社长，且拥有中将军衔。此人一向惯于颠倒黑白，是中共御用的撒谎高手。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他由军方转入《人民日报》，负责《人民日报》的清洗工作，迅速将在八九民运中一度争取说真话的《人民日报》，从人民手中夺取回去，将其扭转回到“谎话大王”的位置上。因此，邵华泽一直深受最高当局的信任，由总编辑晋升为社长，还兼任记者协会主席。从表面上看，邵华泽拥有研究生学历，多才多艺，经常举办个人摄影展、书画展，到处题词剪彩；他口才极佳，很会说些支持新闻自由的漂亮话，在纪念“记者日”的讲话中，也装模作样地缅怀那些民国时代被杀害的记者。但是，他偏偏就是回避中共见证以来记者的悲惨处境，毛泽东时代死于非命的记者，数量是民国时代的数百倍、数千倍，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监狱中还有几十名记者，中国被“记者无疆界”等国际组织评为新闻自由状况最为恶劣的国家之一。

   赵启正任职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期间，给人以“思想开放、作风硬朗”的印象。他也确实对中共政权改善其国际形象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比如参与策划“中法文化年”活动、对西方各国开展中国形象的宣传、投入巨资聘请华府顶级游说公司对美国国会游说，甚至同意与BBC合作拍摄关于中国的大型专题片。但是，赵启正从来就没有倡导过新闻自由，在强势的中宣部的控制下，他至多就是表现得稍稍柔和一点罢了。他跟中宣部的官僚们没有本质的差异，有的仅仅是策略上的不同，赵启正更多地懂得如何使用一种西方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说话，而不像中宣部的官僚们一样，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都还停滞在文革时代。赵启正与他的前任老板朱熔基十分相似：善于说好话，善于在西方面前营造开明形象，却并没有做过真正有益于民主自由的好事。从教育背景来看，赵启正是中国科技大学实验核物理专业毕业的，长期在科研机构里任职，对新闻事业几乎就是一窍不通。

   在我看来，与其让邵华泽、赵启正担任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学院院长，还不如让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们来担这类职务更加合适。焦国标以一篇《讨伐中宣部》而洛阳纸贵、名动天下，他本人显然拥有优于邵华泽、赵启正的学术训练：他是人民大学的新闻学博士，拥有这一领域的最高学历。他曾任教于北大新闻学院，有过在教学第一线的工作经验。他还曾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请访问美国，就美国新闻界的历史与现状作过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李大同、卢跃刚主持《中国青年报》之“冰点”栏目，将该栏目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北京新闻界的一面旗帜。他们长期奔波在新闻采访的第一线，着述丰厚；他们心忧天下，怀有记者说真话的良知，敢于揭露那些最黑暗、最邪恶的角落。李大同在八九民运中走在追求新闻自由的最前列，近二十年来亦矢志不渝地坚持说真话，近期访华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特意会见了他，与之畅谈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状况；而卢跃刚被誉为“中国第一记者”，他的《大国寡民》一书，以一名被毁容的农村妇女武芳为主角，揭示了中国在崛起的背后的黑幕，堪称九十年代以来最有“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的报告文学作品。我相信，焦国标、李大同和卢跃刚们，必定是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

   由于这些僵化官僚的把持，以及外部的新闻自由环境的持续恶化，中国各大学的新闻学院和新闻系，早已经衰败得不成样子了。不久前，卢跃刚在人大新闻学院作讲座，谈及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研究生们居然没有几个知道刘宾雁是何许人也。因此，非得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们出马，方能培养出一大批“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的优秀记者来，这批记者也必然会成为推动中国新闻自由事业的“革命军中马前卒”。正如美国伟大的新闻记者、普利策奖的创始人普利策所说，庸人、懒人和道德水准低下之人是不配办报的，“每期报纸都提供了一个机会和责任：讲些勇敢真实的话，摒弃平庸陈腐之言；讲些使社会上有见识的、有教养的、有独立见解的人们敬重的话，无虑党见派性和流行偏见”。中国的新闻行业以及研究新闻、培养新闻人才的行业，理应向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这样兼有勇敢者和专家身份的一流人才敞开大门。

   然而，中国无比灰暗的现实是：邵华泽、赵启正、李肇星等谎话大王成了大学中的“香饽饽”，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们，或者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或者被中止了采访和编辑的职业。这就是一种可怕的“优败劣胜”制度。官僚们不仅垄断权力和财富，选为一个“新阶级”，而且还要对教育、文化、学术领域伸出黑手，不仅窃取博士学历（中共的下一代接班人李克强、席近平等人，个个都拥有“在职博士”的辉煌学历），而且还要戴上教授、博导的高帽子。他们要在所有的方面都“赢家通吃”。于是，学术的尊严和独立荡然无存，学术的水准和教育的伦理亦一泻千里、溃不成军。高校不再是一片净土，反倒成为腐败肆虐的重灾区；教授不再受人尊重，而成为招人鄙视的身份。

   在我看来，一个不懂得追求新闻自由的记者，绝对不是一个好记者；一个不懂得扞卫学术自由的新闻学者，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新闻学者。北大新闻学院因为招揽了新闻自由的“杀手”邵华泽和解聘了新闻自由的扞卫者焦国标，而让百年历史的北大蒙羞，让“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伟大传统受到玷污；人大新闻学院则因拉拢一个退休的部长级官员来装点门面而让人大蒙羞，人大放着从自己校门走出去的优秀毕业生不要，而舍近求远、卑躬屈膝地向赵启正发去聘书，学术尊严荡然无存。北大和人大等学府，如果想要清除这些羞辱的话（遗憾的是，恐怕目前这两所学校的校长都没有这样做的意愿），先清除那些窃居神圣的教席的官僚们，并争先恐后地邀请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们担任院长或教授——当然，这种情形大概要等到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之后方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