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以前，我曾经以《向西藏忏悔》为题，为系狱三十多年的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自传《雪山下的火焰》写了一篇书评。在这篇书评中，我以一名汉族知识分子的身份，向半个世纪以来被中共当局摧残和侮辱的西藏致以深切的忏悔。这篇书评发表之后，在网络上遭到广大“愤青”的尖锐批评。我在美国洛杉矶访问的时候，几名自称“北大校友”的留美学者亦高调斥责我“破坏国家统一”。他们说，你的文章“逢共必反”，是受到“达赖分裂集团”的蒙蔽，你无视昔日西藏在喇嘛和贵族集团统治下的落后与愚昧，以及奴隶制度的黑暗，你更没有看到在共产党进入西藏之后，给西藏带去的现代文明。让我惊讶的是，这些人士的看法居然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一模一样。虽然他们在美国这个可以自由获得信息的社会生活了很久，但思维方式仍然定格在往日所接受的教育和宣传模式上。这一现象正显示出官方洗脑政策的巨大成效。在我接触的中国人当中，差不多十有八九的人，都如此看待西藏问题。在“国家统一”和“现代文明”的魔咒下，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这片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被当局完全遮蔽了，也被国人统统遗忘了。

   藏族女作家唯色出生于“文革”爆发时的西藏，大学毕业后曾担任《西藏文学》杂志编辑。她在作品中坚持描述西藏真实的历史与现实，其著作多次被禁，本人也失去工作，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唯色还被剥夺获得护照的公民权利，一直无法出国访问。这便是一名勇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一旦选择说真话，便被中共当局当成“敌对分子”。柔弱而坚韧的唯色以“写作即游历，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为创作理念，她在台湾出版的《杀劫》，便是第一部以西藏地区“文革”历史为题材的力作。

   《杀劫》首先是一本摄影作品集。该书中的大部分照片均出自唯色的父亲之手，唯色的父亲十三岁被征召为解放军战士，从康巴地区进入拉萨，此后成为一名普通军官。唯色在书中没有提及已经去世的父亲的政治倾向及民族观念，但在这批珍贵的照片背后，可以隐隐发现这位藏族军官对自身身份的困惑与怀疑：当藏族历史文化遗产如大昭寺等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时候，当藏族的文化阶层受到无情虐待和彻底消灭的时候，当历代信奉佛教、性情温和的藏族民众被阶级斗争的学说所诱骗、成为自相残杀的牺牲品的时候，这位藏族军官不能公开发表抗议，却忠实地用镜头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让它们成为历史见证。也许，他万万没有想到，女儿唯色会成为这笔遗产的发掘者、整理者和阐释者。倘若地下有知，这位父亲必然含笑九泉。这几百张首次发表的照片，以无可争议的真实性，昭示了中共究竟给西藏带去了什么样的“文明”。

   如今，“文革”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门显学。长期以来，被涂抹上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文革”，比斯大林在苏联的血腥统治更具欺骗性。上个世纪后半叶的西方知识界，多半对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的本质有所认识，却一直对毛主义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如今，“文革”的真相日益被揭示出来，尽管仍然有人以充当过“八九点钟的太阳”而自豪，但“文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反文化本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文革”研究逐渐在各个方面得以展开，但其中最大的缺陷便在于：西藏的“文革”一直被蒙上神秘面纱，很少人知道当年这片雪域高原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文革”的学者宋永毅，便对唯色说过：“西藏材料可以说奇缺……我们对西藏文革实在了解得太少了！”因此，唯色的这本《杀劫》，可以说是填补此一空白所迈出的第一步。

   《杀劫》通过直观的、极具震撼力的图片与深入细致的访谈和分析，揭示出中共如何将与世隔绝的佛国变成人间地狱。这些照片之中，有寺庙被摧毁、文物被打砸的场景，有僧侣和贵族被侮辱和殴打的经过，有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和满山遍野的红旗标语，更有解放军的训练和演习，“文革”让西藏变得与内地越来越相似。自古以来，西藏便拥有独立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信仰体系。中共以武力统治西藏之后，立即以阶级斗争的学说改造西藏社会。“文革”前十余年的改造相当成功，故而“文革”在西藏的推展与在中国内地所有省份一样，几乎没有遇到丝毫的阻力。唯色在解读那些无情批斗“牛鬼蛇神”的照片时指出：“显而易见，人物之间出现了阶级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而不是过去的那样一种关系：虽然有贫富之分，却是同一个民族；虽然有僧俗不同，却是同一种宗教。但如今两个阶级的界限不但划分地一清二楚，而且在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地，底层阶级第一次向上层阶级，尤其是向上层阶级中素来被视作‘珍宝’的活佛高僧举起了拳头，发出了怒吼。为什么会这样？”

   那场席卷西藏的暴力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何佛教未能成为避免暴力的屏障？为何毛泽东亦成为西藏人的“红太阳”？对此，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中分析说：“由于没有阶级斗争，传统西藏社会是凝聚为一个整体，统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子之下的。……要想分化西藏社会，争取底层藏人，中共必须另外树起一面举在自己手中的旗帜，那就是在藏民族中发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专长。如果变成以阶级划分世界，西藏的民族与宗教一体性就被打破。”由此，毛泽东巧妙地将民族问题转化为阶级问题，在暴力的配合下，让作为“精神原子弹”的“毛泽东思想”，迅速战胜在西藏存在和扎根长达千年之久的佛教。当然，这种“反客为主”的粗暴进入，只能是暂时的。当毛主义的狂热在短短十多年后退潮并破灭之后，佛教再次成为西藏社会的精神纽带。在今天数百万藏人当中，热爱达赖喇嘛的人肯定比热爱毛泽东的人多若干倍。

   毛泽东策动阶级斗争的秘诀，便是让暴行成为一种群体行为，从而让个体脱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苏姗？费斯克在研究了两万五千份心理调查样本后指出：当身处错误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出虐待和邪恶的行为。最让我最为感佩的是，唯色并未囿于民族感情及“面子”，一味美化藏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更没有简单化地、一股脑地将罪责全都推给作为“外来侵犯者”的汉人。她严肃而真诚地面对历史与现实，毫不隐讳地将相当一部分藏人在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恶劣作为秉笔直书出来。她坦率地告诉读者：在藏人中也存在着“看客”和“积极分子”这两种人。

   在该书的许多照片当中，那些挤挤挨挨的藏人“看客”的形象，简直就是鲁迅笔下看客们的翻版。唯色写道：“至于那么多围成几圈的看客里面，有多少人是出于被解放的欢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出于恐惧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出于为己盘算的心计，我们也一样无从知道。但我们知道一点，那就是，实际上，奴隶依然是奴隶。当面带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现时，当昔日用以传播佛法的地点变成不公正的法庭时，当一个人被莫须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审判时，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围观者们，或许还构不上帮凶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显得那么驯服的他们其实还是奴隶。他们其实从来也没有被真正解放过。”此一分析直指人心，这些沉浸其中的“看客”，用鲁迅的话来说，乃是“奴在心者”。

   “看客”并非某个民族和国家独有的现象，它普遍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之中。人类有一种将他人的苦难当作自己的快乐的残忍本性——只要发现还有人比自己的处境更悲惨，便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正是倚靠这种自私而残忍的本性，人类才完成了某种自欺欺人式的“自我保护”。美国学者鲍迈斯特尔在《恶——在人类暴力与残酷之中》一书中分析说：“人类确实喜欢看他人受难或者死去，对暴力场面的迷恋似乎超越了时空和文化。……对别人实施伤害可能是为使自己享有能够目睹别人受苦这种早已验证的快乐的一条途径。”毛时代的中国人，不管是汉人、藏人还是其他民族的成员，都深陷于这种“恶”当中，毛只是打开瓶子盖的那个人，我们不能将所有的罪孽都推诿于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所谓的“积极分子”，乃是一群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特殊藏人”。在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是原来的底层人士，也有少部分是上层人士中的“背叛者”。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共在西藏的政策和运动根本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推广开来；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中共对西藏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便不会如此有效与巩固。许多时候，为了向外来统治者效忠，他们往往表现得比统治者还要严酷。唯色指出：“早在一九五零年中共进军西藏，便在许诺建立一个‘光辉灿烂的新西藏’的同时，着力于精神上的‘洗脑’和物质上的恩惠，吸引了不少底层藏人从此追随，甚至还有上层藏人中的热血青年。甚至可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西藏建立起‘群众基础’，正是因为‘洗脑’教育的成果，如反复灌输‘剥削’和‘压迫’的涵义，以及对佛教中‘来世’和因果观念的否定，等等。”这些“积极分子”，如同当年死亡集中营中替纳粹管理者工作的犹太人，虽然他们本人被划入劣等民族的行列，却不惜以出卖同胞的代价，来换取本人稍好一点的生存状况。

   在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恶”，乃是一种深深根植于人性之恶。它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完全避免之。那种过于神话雪域高原以及生存于其上的藏族民众、认为其“一尘不染”的看法，我从来就不认同。西藏不是香格里拉，西藏也不是伊甸园，这个世界上没有香格里拉和伊甸园。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恶是最容易被诱发和唤醒的，汉人是如此，藏人也一样。在“文革”的诸多恶行之中，藏人的所作所为并不比汉人好到哪里去。

   如果我们再放宽视野来观察，就必须承认：在毛泽东时代历次残忍的政治运动中，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所作所为，并不比纳粹时代的德国人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好到哪里去。源远流长的宗教信仰也有可能被此种暴力和邪恶所摧抑，在纳粹兴起的时候，天主教和新教的神职人员大都投票给希特勒并向其宣誓效忠，像朋霍费尔那样挺身反抗的基督徒和知识分子寥寥无几；在毛泽东时代的西藏也一样，“暂停”信仰甚至放弃信仰的藏人，占了相当数量。这就是人性的软弱。人类的文明虽然积累了数千年，但沉淀下来的其实只有像窗户纸一样薄薄的一层，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单单依靠人的良知尚不足以抵御邪恶的侵蚀。

   在勇敢地谴责中共当局对西藏的侵占和戕害的同时，唯色对西藏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作了深切的自省。在全球都将西藏当作一种最为“东方化”的异质存在、并将其传奇化和浪漫化的时刻，这种自省来自于作为藏人的唯色，尤为可贵。唯色对大量照片中出现过的人物都作过访谈，其中既有目前在西藏的权力格局中位高权重的人物，也有像抹布一样被当局使用过又扔掉的、晚年颇为落寞的人物。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论是“看客”，还是“积极分子”，大都拒绝对本人在“文革”中的作为进行忏悔，只有少数人悄悄地重新回归佛教的怀抱，以寻求心灵的平安。

   唯色发现，照片中那些慷慨激昂的、皮鞭与拳头齐飞的年轻人，如今多半已经衰朽不堪、麻木不仁。她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之恶”，这种发现与致力于批判极权主义的思想家阿伦特有异曲同工之妙。阿伦特在纳粹集中营的“死亡天使”艾希曼的身上，发现了“恶的平庸”。所有人都认为艾希曼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魔，但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普通使人极为失望。当面对一个历史上罕见的杀人如麻的高级杀人犯时，你希望感到浑身触电，甚至害怕坐在附近或者害怕他把目光落在你身上。然而，这个人的面孔和举止就像是某个曾经与你在公共汽车上数次同座的人，某个你很少注意或者很少想起的人。唯色所记录下的这些人，大都也是如此。他们身负血债，却那样愚昧、固执和平庸，让人感到可笑而不是感到可怕。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的世界，“他们”就这样毫无分别地与“我们”生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