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小圈子特首”曾荫权近日在电视节目上说：“当人民走到极端，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当人民掌握所有东西时，你就无法管治那地方。”曾荫权借此批评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诉求以及香港民众及早实现普选的呼声。这是一种典型的“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表达。
   香港人确实对文革心有余悸。当年文革波及香港，是以炸弹袭击的恐怖主义的方式登陆的。曾特首希望以文革来恐吓香港百姓，没想到这番“曾子曰”却暴露出他对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惊人的无知。曾荫权曾经在会见一批中学生时，披露当年自己应考时，世界历史和中国文学两科都是不合格。无知并不可怕，无知者如果持有一颗谦卑好学之心，便可将无知转化为有知。

   我建议，作为特首的曾荫权，可以效法喜欢引经据典的中共前任党魁江泽民。当年，江泽民为提升古典文学修养，特意派遣专车到北大接中文系名教授袁行霈，每月到中南海讲授一次古典诗词。江因此学会了背诵《滕王阁序》，袁也以“南书房行走”的殊荣而获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不乏国学大师，如饶宗颐先生，曾特首不妨延之入特首府邸，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历史。
   无知者最可怕之处，乃是强不知以为知，乃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来传播谬误。当曾特首对文革的看法遭到主持人的否定时，他仍然强词夺理，无知而无畏，其人必病入膏肓。文革与民主无关，也与人民无关。文革从来就不是人民的文革，乃是毛泽东的文革。从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在民众的诅咒中死去，文革始终没有脱离过毛的控制。即便在武斗肆虐、“全国大乱”的阶段，军队仍然绝对服从毛一个人的指挥，毛仍然可以使用军队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文革中，人民从未实践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从未拥有过批评毛及文革的言论自由；文革中，人民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对毛顶礼膜拜的“自由”；文革中，人民甚至连“生存权”也得不到保障，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大陆客拼死也要偷渡到香港。
   要了解什么是文革，曾特首不妨读一读历史学泰斗余英时先生在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中指出：“中共官方今天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便是有意误导我们的思路。文革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动，而且是革命暴力的最高阶段。但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偏差’，而是革命暴力落在一个绝对独裁者掌握之中的必然结局。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曾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有系统地进行消灭所谓‘敌人’的运动，一波接著一波。正如俄国史名家派普思所指出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师法列宁、斯大林，而且也参考了希特勒的经验。”这套光盘资料，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收藏，曾特首不妨屈尊去借阅。
   用文革来妖魔化民主，是邓小平以来的中共统治者最喜欢使用的一种障眼法。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邓小平便用文革来比附民主运动，仿佛谁对他的统治不满，谁就是要搞文革。如今，曾特首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会了邓大人的伟大理论。可是，聪明的香港市民能被他随心所欲地“倡优蓄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