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之下无信史
   ——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二零零五年六月，《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该书就已经第四次印刷，总销量超过七万册。这是中、日、韩三国的历史学家协力写作的第一部“共同史”，如日文版封面所言：“以一个国家自我为中心的历史，已经不适用于二十一世纪……这是日中韩三国的学者和教师，为了追求共同的历史认识，用了三年的时间，开过十次国际会议后，共同编辑执笔的近现代史入门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探索之作。”然而，即使是在这本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教科书中，中方关于抗战历史的阐述依然是其中最为薄弱的、受到意识形态扭曲最多的环节。尽管参与编写该书的中方学者中持马列主义历史观的“原教旨主义者”并不占多数，但他们大多在官方学术机构内拥有较为显赫的身份和地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步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苏智良等人，因此他们很难突破官方史学的制约，在还原历史真相方面有所贡献。
   该书虽然没有像毛泽东当年那样泼妇骂街式地指责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战争的绊脚石”，但在涉及国民政府领导的全民抗战的历史时，仍然继续采取淡化、贬低乃至歪曲的策略，另一方面却大大提升所谓“共产党抗战”的地位和价值。该书在论及抗战相持阶段时轻描淡写地指出：“转移到重庆的国民政府通过缅甸即所谓的‘援蒋路线’，接受英美等国的军需物资供给，继续坚持抗战。”而在论及中共抗战经历时则不惜浓墨重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面作战，一面发动民众组建民兵，解放被日本占领的地区作为抗日根据地，扩大自己的力量，遭到打击的日军为彻底破坏解放区而进行了‘扫荡战’。这样，日军在正面战场上进攻国民党军队，在后方又要同共产党军队作战，面临着两个战场。”这种表述，不顾历史事实地将所谓“两个战场”等同起来，甚至在潜在的叙述方式中给读者以“敌后战场”比“正面战场”更加重要的印象。
   这种历史叙述甚至远远滞后于近年来大陆史学界的一些新认识。如两年前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的绪论中明确指出，日本进攻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它对敌后中国军队扫荡清乡作战不仅规模远不及正面战场对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而且目的仅限于巩固占领地。日本知道，要解决“中日事变”，主要是与国民政府军队作战。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因此，贬低正面战场的地位和战绩，也就必然贬损整个中国抗日战争的意义与价值。令人遗憾的是，在《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中方的编者们正是这样做的：读者在书中看不到国民政府领导的若干次重大会战的介绍，看不到在这些大的战役中的中国军民牺牲的材料，看不到在正面战场上日军的损失数字，看不到在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卓有成效的外交政策。也许正是因为跟日韩两国的“外宾”合作著书，这些专家学者们才更加如履薄冰地避免犯“政治错误”，故采取了一种比国内单独出版的历史著作更加保守的立场。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作法，比起日本右翼学者肆意歪曲侵略历史的所作所为来，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这也确实成为日本右翼攻击中方的借口：你们自己都歪曲历史，还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们呢？这种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对国民政府的抗战成就进行“自我矮化”是相当可耻的。中方编者们将为此而承担不可推卸的、窜改历史的责任。
   当然，我对中方学者们的处境亦有“同情的理解”，他们毕竟端着“共产党的饭碗”，哪里敢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来呢？在此意义上，“专制之下无信史”乃是一条真理——两千年来，后一个朝代通常都会为前一个朝代“修史”，这一耗资巨大的“工程”从来都是体现此一朝代的“投资者”——皇帝和官府——的意志，皇帝和官府最感兴趣的是通过“修史”而获得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巩固自己统治的稳定性，他们对于重现或接近历史真相毫无兴趣，相反还会故意遮掩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如满清修明史的时候，便禁止涉及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史实。因此，在所谓的“二十六”史中，最有价值的一部是作为太史公司马迁“一个人的史书”的《史记》，这是一名被皇帝阉割了生殖器的独立文人的悲愤之书。与之相比，参与编写《东亚三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们根本不敢去逼近历史的真相——这些真相早在数十年前的旁观者那里就有所披露了：当时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对共产党军队的“抗日”情况有过细致的记载。他写道：“我走过特区几百公里的地方，到处看不见军队。他们解释说，是完全隐蔽起来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搞战斗训练。在军队里也像特区各地一样，惟一的工作就是开会。”“八路军执行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不来碰我们的策略，不惜任何代价保存自己的实力。”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这些看法并不带有任何的偏见。
   以“成王败寇”为主导的中国式历史叙事当中，失败者一方是永久的“缄默者”。因此，抗战者成为不抗战者，不抗战者成为抗战者，这一吊诡的变异主导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民众的历史认知。作为国共内战中败北的国民党一方，其领导抗战取得胜利的丰功伟业长期以来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大陆的史家甚少给失败者以起码的敬意——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失败者李将军在此后的美国历史中获得的敬意，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乃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的内战中，失败者遭到了比敌国将领还要严厉的惩罚。在共产党内部，对于抗战中共产党军队领导的惟一具备相当规模的对日作战“百团大战”，中共中央持严厉的批评意见，认为“过早地暴露了共产党的实力，招致后来不必要的损失”。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甚至公然宣称：“一些同志认为日本人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由此可见，蒋介石是比较彻底的民族主义者和抗战领袖，毛泽东从一开始起就是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卖国贼、叛徒和流氓无赖。在此背景下，对于蒋毛这一根本区别，《东亚三国近现代史》的中方编者岂敢给出真实表述？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不敢面对的真实历史还不仅限于抗战的历史，它对朝鲜战争的历史阐述也云山雾罩，是非不清。该书不敢像国内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那样黑白颠倒地说是南韩一方挑起战争的，而是用一种春秋笔法写道：“在朝鲜半岛出现两个政府后，南北两个政权之间持续对立。可是，在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这种对立终于跨越‘冷战’而演化为朝鲜战争这一‘热战’。……因为战火波及了整个朝鲜半岛，所以产生了很大的损害。死亡人数虽然没有准确的定论，但可以肯定数量相当大。牺牲者多数是民间的老百姓。因战争造成家庭分离的人口约一千万，即当时朝鲜半岛人口的三分之一。”
   对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中方学者时问道：“书中关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在中日韩三国间所起的作用等，语焉不详，这是为什么？”在谴责日军侵华的暴行时往往振振有词的朱成山馆长，在回答这个敏感问题时却显得吞吞吐吐：“这本书主要是有关二战中的历史，战后的历史那章要不要，我们当时意见很不一致。开始设想是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书就结束，最后日本与韩国方面提出还是要有一些内容。所以，后面这章主要是简写，战后的内容不是我们重点想做的。”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怎么会不知道历史具有连续性呢？朝鲜战争与二战根本无法割裂开来，所以日本和韩国方面的要求是正确的。而他所说的只能“简写”战后的历史，并不足以解释该书为何回避“战争责任究竟由哪方承担”的问题——“战争是由北方发动的”，这只需要九个汉字而已。这本史书连朝鲜战争的起因是北韩金日成一方首先挑起的这一根本事实都不敢加以陈述，其怯懦和心虚昭然若揭。中方不敢面对朝鲜战争的历史，说明中方已经不再拥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时期的“理直气壮”了。那场战争的动因乃是出于金日成的野心和毛泽东的狂妄，两个独裁者的昏庸和残忍导致数百万士兵及平民的死亡、数千万家庭的离散。中国对北韩的援助，乃是一个大的专制国家对一个小的专制国家的卵翼，由此造成朝鲜半岛延续至今的分裂，以及数千万北韩人民至今仍然生活在真正的“水深火热”之中。
   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说过：“没有真相就没有未来。”而要彰显真相，其前提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实现。我想，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日韩两国的历史学家们一定在内心深处鄙视中方的这些没有基本的学术自由的学者们，这种耻辱不仅是学者们的耻辱，而且是中国的耻辱，是专制政权加诸于中国民众的耻辱。我想，只有到了中国也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方能与日本和韩国的历史学家们平等地坐在一起秉笔直书，写出一本货真价实的“真相之书”来。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