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先辈们宣称，“圣经的原则必须持守，不可妥协，在原则上，尤其基本原则上妥协，就失去见证，得罪神”9，他们不惜为此坐牢甚至赴死；今天，当局的逼迫有所收敛，却有若干海内外的教会、机构和信徒，以能与势力庞大的“三自”系统合作为荣，他们忘记了：任何企图与“三自运动”妥协、合作、并存的想法及举措，都是对纯正信仰的亵渎与背叛。

   监狱和劳改营中的苦役与饥饿

   在二十世纪人类的历史上，纳粹德国、苏联和中共是将集中营制度推行到极致的、最大的三个极权政府。其中，“劳改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中营，这一制度最为隐蔽（虽然“劳改”一词经由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及其创立的劳改基金会的努力，已经进入了英文、德文等词典，但相对于纳粹集中营、大屠杀及苏联的古拉格这些早已家喻户晓的名词与事件来，“劳改”及其所代表的一整套政治迫害制度，在信息自由的西方仍未广为人知，在信息遭到官方封锁的中国更是处于一种“潜话语”的状态）；另一方面，这一制度持续的时间之长、波及的人数之多和遍及的地域之广，也是当仁不让地居于首位（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中共当局虽然不再公开使用臭名昭著的“劳改”一词，但整个劳改系统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甚至变得更加成熟和精密）。

   在劳改营中度过漫漫岁月、乃至失去生命的中国基督徒的人数，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谜。这个数字与大饥荒和“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一样，让历史学家们望洋兴叹、瞎子摸象。但是，如果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教会史和基督教的传播史，便不能不关注这些受难的信徒；展望未来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复兴，亦必须激活受难的先辈留下的美好见证。虽然勾勒出整个基督徒受难的图景尚存在相当的困难，但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少数幸存者只言片语的回忆和讲述，展开一些微观的分析与评述。

   一些珍贵的历史材料逐渐浮出水面。在远志明及其神州传播机构拍摄的纪录片《十字架》中，可以发现若干位坚持信仰而入狱二十年左右的先贤的音容笑貌，可以看到他们历尽沧桑之后痴心不改、坚如磐石的信仰，可以听到他们平淡从容的、没有怨恨而只有爱的娓娓讲述。与他们相似，如果以世俗的观点来看，俞崇恩、李慕圣、林淬峰等人都是不幸的，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全都在劳改营中消耗掉了；但是，如果以信仰者的立场来看，以三位基督徒为代表的为义受苦的前辈又是幸运的，他们九死一生，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却没有遭害。在重新获得自由之后，他们继续传福音的工作，并通过传记和自传，将那段可怕的经历记载下来，激励无数选择了“进窄门”的弟兄姊妹。

   俞崇恩被关押的条件最恶劣的一个地方，是位于闽北山区的劳改营。从上海到闽北，简直就是从现代世界跌入中古世界，那里没有一丝文明的气息，人们像鲁宾逊一样赤裸裸地面对大自然严峻的考验：“劳改营位于闽北高山区的半原始森林，先后被押送来的两万人，没有住的地方，连帐篷也没有，必须白手起家，建造劳改营房。……那里是个靠海的半原始森林，每年都有十几次台风。在夏季，每周都有雷阵雨，在我们还未盖好简陋茅舍之前，大约半年光景，每当风雨来临，只要几分钟时间，所有的行李都湿透了。”10显然，这是当局有意的安排，他们是在“借刀杀人”，这把“刀”便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劳改农场管理当局肆意虐待囚徒，强迫所有人从事强体力劳动，即便瘟疫横行的时候，也不放松压迫。再加之毛泽东强行推行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全国性的空前的大饥荒，劳改营的囚徒们普遍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和劳动的压力，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头上。俞崇恩回忆说：“在闽北期间没有吃饱过一顿饭，从岁首到年终都是一样，连半饱也没有，无论过年过节都是一样吃不饱。……死去的人很多，尤其是体力强壮的人先死，因为他们吃的东西和我们差不多，而付出的劳力却比我们多得多；由于入不敷出，所以体力耗尽，提前死去，有的劳改队，尤其是靠山顶的，气温甚低，大部分的人都死去了。”11当时，人们的身体状况清晰地表露在脸上，人们一看对方的脸上便能揣测出他还可以活几天，一照镜子也能估计到自己的寿命还有多长。

   当局从来不会在意劳改犯的死亡，默许甚至暗中鼓励死亡的蔓延。那些死亡人数最高的劳改营的管理者，不仅不会收到谴责，反倒迅速获得升迁的机会。在大饥荒和历次政治运动中，数千万普通的老百姓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对于毛泽东和统治阶层来说，无辜的生命只是一串串空洞的统计数字。被划入“敌对阶级”行列的囚徒们，既然在政治生命上被宣布“死亡”了，那么肉体生命的死亡自然就无足轻重了。在俞崇恩的回忆录中，两次提及劳改农场的死亡人数，第一处是：“到一九六二年劳改营迁到安徽时为止，在四年里，半数以上的人已死了。”12第二处是：“当时整个闽北上海劳改局农场全部迁到安徽宣城乡下，改名为上海市劳改局天湖农场。……当我们离开上海市劳改局闽北农场（我被编在坑塘分场）时，我场已经死了一大半，二万人只剩下八千多。”13接近百分之六十的死亡率，令某些纳粹集中营也望尘莫及。与中共的凶残相比，希姆莱之流真是“过于仁慈”了，他们真应该到中国来“取经”。

   在李慕圣的传记中，也提及劳改营中极其险恶的环境和极高的死亡率。第一次入狱之后，他与其他四百位犯人被送往安徽的一座矿山。“才到矿区，犯人们立刻就被编成小组。一组负责挖矿，另一组则把挖出来的矿石装上板车，拉到一公里外的山坡上；那里有传送带，可将矿石运送下山，以便装上轮船运走。工作每天采取三班制，上工八小时内，一定得拉满十二车的矿石，即使雪深、冰厚，任务完不成，也绝不准下山休息。虽然工作繁重，但每天只供应两餐，每餐只有一碗半，是小块番薯加一点野菜煮在一起的。很多犯人埋尸矿山，他们当中常是因为任务完成不了，又过了吃饭时间，体力不支昏倒后，无人理会而死亡。”14由此可见，死亡不是无法避免的，而是当局故意造成的。

   在那里，李慕圣所受的待遇比一般人更为严酷。因为他是思想犯，没有一定的刑期，这种“危险分子”，被安排在矿区地势最高处劳动。他每天必须爬更高的山，挖最难挖的矿。当局认为藉着这种随时可以让他送命的劳动，可以使他知难而悔悟，甘愿放弃原先坚持的信仰。15据李慕圣观察，这所矿山吞噬了大部分难友的生命，管理当局从未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遏制囚徒批量死亡的状况。这本传记中清楚地记载说：“劳改队里视人命如草芥，短短的时间里，与慕圣同去的四百名犯人，只剩下了一百二十人。”16这个劳改营的死亡率居然高达百分之七十！

   由于地处“天子脚下”，林淬峰的待遇明显好于俞、李，他所在的监狱和劳改营中没有出现囚犯大批死亡的情况。但是，饥饿是所有的监狱和劳改营中普遍存在的事实，恶劣的食物更是触目惊心。在自传中，林淬峰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狱中的各种食物。狱中常吃的是一种变质的绿色窝窝头，“这窝窝头从伙房抬出来，老远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辣味，咽下去后喉头苦苦辣辣的，呛嗓子。看着像发霉的绿色，哪有粮食的味道？……这里面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但是谁都不敢说。”17还有一种粱米面粥，“吃的时候很顺嘴，可是吃到肚子里，到达大肠就把大肠里的水分都吸干，拉不出大便，这可苦了。……医务所每天派人来给拉不出屎的犯人喝一大杯粉红色的药水，大便才畅通，幸亏只吃了一个多月，总算熬过了这一关”。18囚徒们经常食用的还有白菜帮子、窝窝头等最为低劣的食品。即便这些食物，其数量也不足以填饱肚子。

   对照这三位基督徒的回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共的劳改营环境恶劣，饥饿和疾病肆虐，死亡率极高。劳改营是中共消灭异己分子的重要手段。若不是靠着上帝的保守和上帝的恩典，这些基督徒根本不可能幸存下来。

   抵制洗脑，坚守信仰

   中共当局以“劳改营”命名其集中营，其实这一命名并不准确，它仅仅标识了“劳动改造”这一侧面——所有的劳改营中，囚徒都被强制从事各种艰苦的体力劳动，这些劳动会对劳动者的身体健康造成致命伤害，而且基本上得不到任何报酬。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认为，囚犯不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生命个体，劳动是对囚犯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实施改造的必要途径。他们不仅重视囚犯的劳动所创造丰厚的经济价值，更将劳动作为对囚犯的一种严厉的惩罚措施。

   在中共的劳改营中，除了长时间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之外，“洗脑”也是囚徒们必须承担的一项苦役。劳改营不仅是“劳改营”，而且还是“洗脑营”。囚徒们不仅被剥夺了身体的自由，而且还被剥夺了心灵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劳改管理方组织囚徒学习中共的教条和政策、毛的著作等，并要求讲述或撰写“心得体会”。当局还号召囚徒之间互相揭发和批判，以囚犯整囚犯的方法早已炉火纯青。许多在劳改营中生活过的囚犯声称，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只能不再将自己当作“人”来看待，只能遵循残酷野蛮的丛林法则，为了能生存下来，任何卑劣的事情都可行。这样，中共当局的意图便得逞了：他们就是要让人失去人被上帝所造而具有的荣耀，他们就是要让人成为“牛鬼蛇神”、成为“非人”。在此意义上，劳改营的生涯就是一个将人“异化”的过程，许多劳改营中的幸存者，长期无法摆脱漫长的梦魇、长期无法消除深入骨髓的恐惧。即便重新获得了自由，他们已经无法享受自由那甘甜的滋味了。

   在此背景下，一个基督徒在劳改营中要持守信仰、捍卫人格尊严、维护上帝赋予人的基本的人性，需要付出比一般的囚徒大得多的代价。与绝大多数没有信仰的人、以及大部分在逼迫之下放弃信仰的人相比，俞崇恩、李慕圣和林淬峰这些基督徒，是经受住了试炼的精金，是落在大地里的麦子，是合乎上帝心意的器皿。如保罗所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至三十七节）在几乎不可能持守信仰的情况下，他们却成功地抵制了当局的洗脑，彰显了个人的信仰，成为主所喜悦的圣徒。

   劳改营中有一套统治当局刻意制造的等级制度，在这套不成文的等级制度当中，基督徒处于最底层。俞崇恩在回忆录中说，在劳改营中，知识分子最受歧视，而基督徒知识分子更是“渣滓中的渣滓”。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格的凌辱无所不在，死亡的阴影亦近在咫尺：“当时，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是被认为最臭的，所以分配我们多做一些臭的工作，以加速思想改造。有一个时期派我专门去埋葬死人。那些死人的遗物，一包一包堆在仓库里，每隔一段时间，这些包裹就要运到上海去，发还给家属。包裹都很小，没有几件好衣服。”19这种埋葬死人的工作既有羞辱之意，亦有恐吓的目的。任何人都不能不从死者的命运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有一次分配我们班去把仓库里积存的小包裹运上小木船。我心里在想，这些家属没有收到这些包裹还好受一点；收到此包裹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个活生生的人刚刚发配去改造，怎么就剩下这几件衣服回来了呢？当我看到那一次有几百个包裹运出去时，想到要是我的老母、妻女收到我的包裹，会怎么样呢！”20 那样的时刻，是人最软弱的时刻，也是人最容易放弃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