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二零零六年新年之际，中共当局悍然下令关闭《中国青年报》最受读者欢迎的“冰点”专刊，制造了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扼杀新闻自由的事件。我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关注“冰点”的，那时我的处女作《火与冰》与“冰点”的第一本结集出版的文集、张建伟所著的《深呼吸》同时在一套文丛中出版。“冰点”是《中国青年报》的王牌栏目，也是中央级大报中惟一值得仔细阅读的版面。“冰点”的终止意味着中央大报的全军覆灭。历史必将记载下这一页，包括那些作出此决策和具体实施此决策的官员们的名字。在未来民主中国法庭的审判席上，这些手上虽然未沾满鲜血的官员，仍将受到严厉的审判，因为他们是新闻自由的杀手，其罪行并不亚于杀害某一具体的人。他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在未来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他们的先辈戈培尔先生难道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吗？

   最让人振奋的是消息是，此次事件中的当事人并未保持沉默：“冰点”的主要负责人李大同和卢跃刚，或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表达了义正词严的抗议，或接受海外若干所谓“敏感媒体”——如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并直率地评论此事，或积极策划从法律角度对宣传部门的非法行为提起申诉和诉讼。同时，“冰点”的作者们也未保持沉默，龙应台和袁伟时均发表掷地有声的言论痛斥最高当局的昏昧行为，为“冰点”的命运也为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而大声呼吁。其他十三位资深作者，也签署联名信公开表态。与中共当局一向“令行禁止”的结果不同，这一次，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闻自由保卫战”得以展开。中国新闻界的觉醒也由此拉开序幕，这大概是中宣部诸君从未料想到的结果吧？
   毫无疑问，中共当局的中宣部乃是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宣传部的翻版和超越。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在《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中论述道：“新成立的公共启蒙和宣传部是约瑟夫•戈培尔的个人采邑。它宏大的使命具有典型的集权主义体制的色彩：使民众‘在精神上完全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最终彻底屈服它，永远也不逃避它’。戈培尔是第三帝国真正的创造性天才之一，但是他将他的天才抵押给了受到无能、自我仇恨、愤世嫉俗的感情伤害的扭曲人格。”今天中共的宣传部与之相比更是等而下之：如果说戈培尔所宣传的是一种他本人狂热信奉的意识形态，并且在民众中获得相当程度的回应；那么今天中国的丁关根和刘云山们所宣传的，则是连他们本人都根本不相信的“鬼话连篇”，民众也对他们所宣传的一切完全失去了信赖。
   中宣部也是一部残酷的绞肉机，它以牺牲工作人员的人性为代价换来了它在中共统治集团中“护法”的地位。如果简单回顾中宣部的历史，便可以清晰地发现：在中共的宣传系统中，稍稍能保持一定独立思考能力和良心的人物，立即便会遭到罢黜甚至灭顶之灾——中共的宣传元老陆定一因在文革时期饱受迫害而觉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反对邓小平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而再次受批判；胡耀邦时代短暂担任过宣传部部长的朱厚泽，因为提倡“宽松”的政策而下台，在江胡时代又因呼吁民主而成为被中宣部封杀的头号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江胡时代，以“依法治国”、“和谐社会”等口号成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源泉。客观而言，某些政府机构确实在“依法行政”方面有所改善，如审计、税务、环保等领域均有相当进步。但是，另一些部门则出现了“逆向发展”的可怕态势，如武警、国安、“六•一零办公室”和中宣部等，它们完全独立于宪法和法律之外，迅速膨胀成为若干无法无天的、为所欲为的“巨无霸”。以中宣部为例：在经济上，它由毛泽东时代相对来说比较清廉的“清水衙门”摇身一变，成为让新闻大亨默多克也叹为观止的“传媒托拉斯”——它将本来为全体公民所有的若干大型媒体和媒体集团收归自己旗下，也就是悄悄地将它们转化为“党产”；在政治上，中宣部堪称所有部门中最黑暗、最保守、最专制的部门之一，也是对中国社会实现民主化过程中的最大障碍所在。中宣部早已处在千夫所指的位置上，故焦国标一篇短短的《讨伐中宣部》，一夜之间便让万人空巷、洛阳纸贵。
   此次中宣部在最高当局的命令下，不惜逆时代潮流而动，强行关闭“冰点”周刊，使之再次成为被全球媒体讨伐的对象。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市场化的运作，中国大陆的新一代媒体工作者已不再是毛泽东时代任由党摆布的“木乃伊”了，他们有了独立意识，有了自由思想，有了新的舆论平台——互联网。李大同、卢跃刚是经过八九民主运动考验的“幸存者”，在他们的麾下更有一批三十岁上下的年轻记者和编辑。这些年轻人是九十年代接受大学教育的精英分子，对新闻自由的价值有更深刻的体认，对外语和网络技术有更熟练的掌握。这些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多兼有双重身份：既是体制内的“传统媒体”中的工作者（所有“传统媒体”均在党和政府的控制下，所有的工作其中的记者和编辑都处于“体制内”），又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的民间舆论和公共空间中享有较高声誉和影响力。一旦在体制内受到打压，而且无法在体制内寻求到支持和解决途径，他们便会迅速诉诸于网络，以求迅速获得民间和国际舆论的支持。这种高调的“反弹”，对以往自诩能“一手遮天”的中宣部来说，确实形成了相当的压力和制约。
   随着开明派报刊如《南方周末》、《南风窗》、《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财经》、《中国青年报》等数量和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它们亦各自形成了在“文化氛围”、“价值立场”乃至“经济利益”方面的取向相同或相近的“圈子”或“群体”。于是，如果中宣部或各级宣传部门打压某一记者或编辑，便会成为对整个“圈子”或“群体”的打压，大家会纷纷声援之。如广东当局打压《南方都市报》的事件中，便有数千记者、编辑签名声援被判刑的俞华峰等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孤立的个体也就具备了一定的“抗打压”能力。在这一代媒体工作者当中，没有像当年的刘宾雁那样一支独秀的、“青天”式的英雄，但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群体，他们在中国新闻自由的历史上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发挥更不可缺少的作用。
   中国新闻界的成熟、勇敢和觉醒，也必然使得僵化的中宣部更为臭名昭著和声名狼藉。当每一个“干脏活”的官僚都被时代和历史所牢牢记录下来的时刻，当越来越普及的网络更为深刻地影响中国公众的日常生活的时候，中宣部被扫进垃圾堆的那一刻也就不远了。我奉劝那些在中宣部里饱食终日、狐假虎威的流氓官僚们，我奉劝那些像阴沟中的老鼠那样戴着放大镜寻找“反党言论”的新闻检察官们，想想你们的将来，想想你们的子女如何看待你们，想想你们的孙子孙女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你们名字时候的羞辱……那么，请住手吧，请忏悔吧，现在还不算迟！你们都是聪明人，你们难道没有想过：纳粹的宣传部现在究竟在哪里呢？斯大林的宣传部现在究竟在哪里呢？他们是否能真正欺骗所有国民，他们是否能真正改写历史？
   德国历史学家费舍尔指出：“在和平时代，德国人民乐于相信戈培尔滔滔不绝的宣传。借助他们的帮助，戈培尔热情地投身于完善政府谎言的黑色艺术当中。……当战败初露端倪，后来又变得不可避免的时候，戈培尔利用威胁和劝导，竭尽全力让德国人民相信胜利就在眼前，宣传部成为一个制造希望和谎言的工厂。”这个“工厂”在拥有博士学位的戈培尔的全力运作下，效率一直不亚于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直到戈培尔本人在地堡中毒杀全家并亲自身殉元首，这个“工厂”才算停止了谎言的生产。后来，在纽伦堡大审判中，被判处绞刑的战犯里仍有数名纳粹的宣传大师——希特勒最喜爱的反犹报纸《朴素的德国人》的主编埃卡特、纳粹党的官方哲学家罗森堡……这些人都不光彩地结束了其肮脏的生命。那么，今天中共当局宣传部大大小小的戈培尔们，会不会步老祖宗的后尘呢？
   昔日，满清当局不顾全国上下和国际舆论的抗议执意关闭《苏报》，让章太炎和邹容入狱。作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在狱中被虐待至死。短短数年之后，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苏报》的停刊，并没有带来满清王朝的“万寿无疆”，相反却加快了其覆亡的速度。一个拒绝听取任何意见和建议的政权，也就等于自己宣判了自己的死刑。一个选择“自杀”的政权，无论如何都是不值得同情的。今日，中共当局封闭了十一岁的“冰点”周刊，李大同和卢跃刚们面临着失业的危险，中国大陆的读者们也失去了一扇倾听真话、了解真相的窗口。但是，中共当局有没有想过，自己正在重蹈当年满清统治者慈禧太后的覆辙？“冰点”周刊的被封杀，固然让良知尚存的中国人黯然伤神，但这也是中共自己给自己下达的一份“死亡通知书”。这一事件难道不正意味着民主和自由的中国离我们更近了，正如诗人雪莱所咏叹的那样——“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谨以此文与“冰点”的朋友们和所有关心“冰点”的朋友们共勉。
   
   
   ——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九日，除夕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