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从孙中山和赵紫阳的葬礼谈起
   
   

   民国元老、教育家马叙伦在回忆录《我在六十岁以前》中写到了当年孙中山在北京的葬礼。当时，孙中山到北京与段祺瑞执政府谈判，希望能够达成南北统一、恢复约法的理想。虽已下野多年，活动区域也多限于广东及上海租界，但孙中山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决非段祺瑞辈掌握实权者所能企及，当年的形势正如马氏所描述的那样：“孙中山先生扶病来到北京，北京的青年，没有剩了一个，都涌到东车站，要见孙先生的颜色，市民也疯狂似的挤得正阳门前，路也不易通过。”马氏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还兼任了一个国务员的身份，便和内务总长龚心湛等人到孙中山专列停车的地方恭候。车到了，马氏上车去看望孙中山，“我就向头等车卧室里找到了孙先生，看他满面病容，着实感动，他是为什么？”
   孙中山在北京并未完成其政治理想，很快身体状况便急剧恶化。如果孙中山不死，南北和谈达成，则民国的历史会是另一种写法。然而，死神没有给孙中山留下时间，也没有给中国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留下时间，对此马氏不无遗憾地写道：“到了三月十一晚上，我刚从铁狮子胡同回家不久，想睡了，杨杏佛一个电话，叫我快去。我晓得孙先生到‘弥留’的时候了，急忙又赶了去。果然，孙先生这天就抛弃了中国国民，也和世界诀别了。”孙中山在北京突然去世，其葬礼对北洋政府来说是一个难题。北洋方面非常担心孙中山的葬礼成为国民党在北方收拾民心的绝好机会，却也不得不开始为之操办丧事。马叙伦是这一历史事件的冷静的观察者：“十二日有国务会议的例会，我正要看段琪瑞的态度，到了段宅。那时，国务会议都在他的家里开的。晓得国务会议为了孙先生过世，停开一次，这是前清‘辍朝’的例子。看见大家都在段祺瑞书房里，我也走了进去。……段祺瑞拿出他做好送孙先生的挽联来，叫大家推敲，特别对李思浩说：‘赞侯，你是进士出身，你斟酌斟酌。’李思浩自没说话，也就商量到孙先生‘饰终典礼’，不过‘照大总统在职病故例治丧’，派内务次长王耒办理。”
   孙中山的葬礼一天都没有拖延。军阀们还是有这种最基本的智力：葬礼拖得越久，就对自己越不利。孙中山的遗体定于第二日下午二时入殓，段祺瑞原说要来送殓的，临时却说脚痛不来了，马氏的推测大致是可靠的：“他是害怕革命党和成千上万的青年。”果然，首都有三十万国民自发为孙中山送葬，其灵柩移住西山碧云寺时，人群从中山公园一直延伸到碧云寺。葬礼之后，段祺瑞最害怕的情况还是发生了：虽然官方尽量迁就民间的舆论，但是段政府的声望还是跌到了谷底。
   对于北洋政府来说，孙中山乃是一名被数次通缉的“叛贼”，他以广州为基地发动了多次“武装叛乱”，南北双方惨烈的内战大多与之有关。但是，北洋政府仍为孙中山举行了“在职总统”规格的国葬。这是固然因为孙中山是民国之开国元勋、在国民心目中有享有崇高威望，更是因为北洋政府毕竟是一个初具民主宪政模式的政权、一个在大部分时候都还懂得要“讲道理”的政权。相比之下，此次赵紫阳先生的葬礼却让国人倍感心寒和绝望。赵紫阳担任过两届国务院总理并担任过中共党魁之高位，死后官方居然连生平简历都不予发布，其葬礼亦不允许普通民众参与。小规模的追悼会拖了十二天才得以举行，会场外边如临大敌，密布数千名号称“维护国家安全”的警察。一个被幽禁至死的老人如何能“危害国家安全”呢？果真如此，这个号称“太平盛世”的“泱泱大国”是否也太脆弱了呢？一些粗暴的警察就在一旁殴打那些希望入场表达哀思的上访民众，使得本来相当低调的葬礼成为一次赤裸裸的“国家暴力”的展示会。由此可见，此政权哪里有什么“政治文明”和“依法治国”可言，它心胸狭窄、刻薄寡恩，比之北洋当局真是大大退化了。
   民国初年的中国，如今常常一言以蔽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们以为这就是历史的真相，其实这是一种故意颠倒的历史表述。学者唐逸在《中国问题与中国思想》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国初期的宪政民主实验，虽属幼稚，困于军阀和腐败，但毕竟是中国历史自发走上的正确道路。……我们今天之看不清民国政治的先进性质，只知道那是军阀混战、腐败无能，是由于北伐以后先后建立的两套权力话语彻底改写了这段历史，否定宪政民主，为独裁或极权设定合理性。丑化民国的目的其实是丑化宪政民主。”民初的历史遭到了国共两党共同的改写。尤其是中共建政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在教育和宣传领域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妖魔化”。实际上，民初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皆蒸蒸日上，彼时的中国宛如逢春之病树，呈现出勃勃生机。在政治上而言，“军阀政权”并不足以全面概括民国政府，如唐逸所论：“民国政府不等于军阀。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国，乃是民意选择的政府，其政体是多党议会宪政。有识之士参加这个政府，如黄兴、蔡元培、梁启超、颜惠庆诸人，是为宪政民主、收回主权、复兴祖国而工作，不是为军阀工作。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思潮皆以宪政民主为中国的希望。”在经济上而言，当时的经济增长，不仅超过了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的“黄金十年”，也超过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深为中共当局自夸的“经济奇迹”。有详尽的资料显示：从辛亥至北伐，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八至九，发展之速，令人瞠目。而贡献出这一增长率的，多为民营企业、自由经济。在此背景下，公民空间逐渐扩大，公民社会初具雏形，如唐逸所论：“自由企业，公民社会，空前茁壮。晏阳初于一九二零年开始的农村调查，一九二三年在京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总会，仅为一例。各地商会、工会、同业公会、学生自治会、专业学会，研究会等民间组织，遍地出现，如雨后春笋。一切结社、报刊、出版、成立公司或政党，无须政府审查批准。地方自治，盛况空前。”
   因此，彼一时代，政府在相当程度上遵从民意，孙中山这一段祺瑞心目中的“敌人”，死后仍然能够得以享受国葬的荣誉，三十万普通民众仍然能够自由地参加其葬礼，各大报刊仍然能够详尽报道其逝世的消息及葬礼的安排。在得知段祺瑞在葬礼上缺席的消息之后，民众甚至还能愤而砸毁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牌匾”。而此一时代，政权却罔顾民意乃至强奸民意，对于赵紫阳这个不遵守中共以杀戮为最终解决手段之游戏规则的前任政府首脑和党魁，即便去世也要予其最后的羞辱，强调其反对屠杀民众即是“犯有严重错误”。官方不仅不允许其生前的同事和部下前去吊唁，还明令不准将追悼会的“门票”发给大学师生、上访民众、基督徒等“敏感人群”。在中共内部传达的所谓“不准参加赵紫阳追悼会的十三人名单”中，年纪最大的是已经八十六岁的胡绩伟老人，年纪最小的正是刚刚三十出头的笔者本人。由此可见，彼一时代，政府尚有“君子之腹”；此一时代，政府仅存“小人之心”。
   不同的葬礼，背后折射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及不同的政治制度。孰优孰劣，孰“先进”孰“落后”，只需简单一对比即可知晓：彼一时代，政府仅能控制部分的公民生活，尚有许多领域是政府所“鞭长莫及”的，如报馆、商会、大学等，均以独立的身份发唁电、发宣言；此一时代，政府控制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将权力延伸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媒体、企业、大学等都仰其鼻息，故而对赵的逝世只能“万马齐喑”。彼一时代，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共同存在，新闻出版和宗教信仰相对自由，传统社会的温情尚有保留；此一时代，罢黜百家、独尊毛术，官方垄断意识形态的阐释权，官员带头破坏社会的伦理底线。彼一时代，被目为“军阀”的国家元首，多兼有文人习气，如大总统徐世昌乃是前清进士、临时执政段祺瑞亦是饱读诗书的秀才，这样的军阀决非后人所想像的蛮横无理、粗鄙无文之徒。因此，徐世昌方能屈尊向五四学生低头，段祺瑞亦在其侍卫开枪击杀十余名学生之后向国民道歉并承诺司法机构进行独立调查。而此一时代，最高决策者皆是在闭关锁国的毛泽东时代完成其大学教育，并形成其基本的价值立场。“政治辅导员”的出身，使他们除了僵化的意识形态之外一无所有，甚至连工程师的技能也不具备。封闭的视野、畸形的教育和险恶的官场斗争，使得此一时代的领袖们只能较量谁更“左”、谁更残酷、谁更娴熟于权谋厚黑学，哪里会有一分文人的同情与宽容？他们不懂得妥协的道理，也不会有向民众道歉的雅量。政治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斗争哲学和暴力信条。因此，他们仍然把死去的赵紫阳看作危险的“敌人”——所有可能对他们的面子和实权造成威胁的人都是“敌人”。在此意义上，所有渴望成为公民、享有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中国人，也都是他们的“敌人”。赵先生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孙中山和赵紫阳都将在历史上享有各自的地位。今天的当政的衮衮诸公，活人差点给死人吓倒，可见心胸还远不及段祺瑞开阔。那些剥夺赵先生自由的人，历史终将把他们跟“耻辱”这个词语联系在一起；那些企借此次葬礼再次图羞辱赵先生的人，最后羞辱的只是他们自己而已。导演这一丑剧的人，让我有了一次观察和思考此一时代的绝佳视角。
   对于赵紫阳先生来说，葬礼早已不重要了，我谨以以下的诗句来表达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
   
   你选择了苦难，而非罪孽，你的离开是如此平静，你的离开让你重获自由。
   你早已原谅了世人的健忘，以及世态的炎凉。所有的选择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空空如也的广场，空空如也的帝国，空空如也的记忆，而你的告别唤醒了历史。
   你不需要隆重的葬礼，以及官方字斟句酌的悼词，你惟一的需要便是此刻的宁静。
   你与约伯一样，以无罪受难来获得荣耀。你如那棵青青的大树，静静地长在溪水边。
   在尘土与炉灰中，你望见了通向故乡的道路。故乡在千山万水外，而回去是必需的。
   今天早上，一切都已经结束，一切却尚未结束。你淡淡地微笑着，与未来相拥而眠。
   
   ——二零零五年二月六日，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