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这么多人，一九九零年的中国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却空空如也。

   ——廖亦武《古拉格情歌》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蒋彦永医生以个人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封要求为“六四”正名的公开信。几天之后，这封长信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在“六•四”十五周年的前夕，这封信件的发表预示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开始复苏。
   十五年来，在权力的压制和金钱的腐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逐渐消亡，许多博学鸿儒企图以对“六•四”的淡忘来换取苟活的权利，并为此寻找诸多堂而皇之的理由。在“为学术而学术”的高谈阔论中，在对陈寅恪这样的“文化遗民”的顶礼膜拜中，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疯狂叫嚣中，“六•四”不知不觉地缺席了。“过于聪明的中国文人们”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潜规则”：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谈论这个话题会给自己带来若干的“麻烦”，会影响自己职称的评定、职务的升迁和生意的扩大。王蒙式的“人生哲学”蔓延得比任何病菌还要快。于是，对“六•四”的谈论逐渐从公共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官方的“遗忘政策”在知识阶层的配合下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二零零二年的春天，我到南方一所大学讲课的时候，一位美丽的大一女生站起来问我：“您能给我们讲讲‘六•四’是怎么回事吗？是不是人民纪念周恩来总理？”这个问题深深地刺痛了我，让我“艰于呼吸视听”。面对这个十七八岁的天真的女孩（“六四”惨案发生的那年，她大概只有四五岁），我的大脑中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的这个问题。我不能指责她的“无知”和“弱智”，因为她不过是官方“遗忘政策”的受害者之一。此后几天的时间里，我一直难过得无法入睡——“六•四”我们已经失败了，难道对“六•四”的记忆的捍卫和对“六•四”的遗忘的抗争，我们也只能接受失败的命运吗？
   对于我的生命来说，生活在“后‘六•四’时代”的中国，就是生活在无边无际的耻辱之中，只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耻辱当作耻辱而已（甚至还有人把耻辱当作了光荣）。正如曾经因为朗诵诗歌《大屠杀》而被捕入狱的诗人廖亦武在诗歌中所说，这个人潮汹涌的庞大的帝国，其实“空空如也”。蒋彦永医生意识到了这种耻辱，他不愿与之为伍，于是他发表了这样一封信件。我还注意到，这样的一封迟到的信件是由一位普通医生写的，而不是由像巴金这样著作等身的大文豪、像季羡林这样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以及号称“九十岁以后要说话”的身居高位的费孝通等人写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让人深思。
   这封信件的意义，与去年萨斯中的那封信同样重要。在去年的那场萨斯灾难中，蒋彦永医生挺身而出揭露被官僚们层层遮掩的疫情真相。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蒋医生的那封信，如果萨斯疫情继续在黑幕后泛滥，还会有多少同胞被病毒夺去生命。所以，《时代》周刊文章的标题“一名医生挽救了一个国家”并没有丝毫的夸张之处。
   萨斯疫情平息之后，我一直想去拜访蒋彦永医生，却没有打听到他的电话。去年冬天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线的那边是亲切的声音：“您是余杰先生吗？您不认识我，我却读过您的很多文章，我是蒋彦永医生。”蒋老师提到，他在网络上看到我的很多文章，非常赞赏我的观点，想与我见面。我便说：“那么，这几天您哪天有空，我来看望您吧。”他却说：“还是我来看您，我可以叫车。”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丝毫没有长辈的派头，待人非常亲切随和。
   果然，一个周末的下午，蒋老师来到我家。他瘦高的身材，外面是一身黑色的呢子大衣，里面是西服领带，穿着打扮一丝不苟。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他也腰身笔直，他既有旧式教育的背景，又长期在军队系统工作，自然不像年轻一代那样随随便便。他告诉我，我夏天访问美国的时候，他也到美国去看望女儿，他从中文报纸和网络上看到了我在美国的许多言论，惊讶于我这么年轻又这么有勇气。我不好意思地说：“跟您相比，我做得差远了，您在萨斯中的发言让我们都很敬重。”蒋老师却谦虚地说：“那不过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基本的事情而已，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生命是最重要的。”是的，救护生命、尊重生命，既是一名医生的天职，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泽博士所倡导的“敬畏生命的论理学”的要求。
   史怀泽曾经指出：“敬畏生命，也就是体认生命的尊严与可贵，并珍视生命，在生命之前将抱谦恭与畏敬之意。我们必须将‘生的意志’当作是神圣的东西，予以肯定、尊重，并且应当深惧对生命的破坏与压迫。”而蒋彦永医生无疑是这种“敬畏生命的伦理学”的积极实践者之一。揭露卫生部部长的谎言正是出于对生命本身的敬畏，而要求为“六•四”死难者平凡也是出于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屠杀生命的罪行不可能逃避历史的审判。在那次短暂的谈话中，蒋医生谈到了他与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一次对话，在这封公开性中他也详细地描写了这段对话：“一九九八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我告诉他，我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三零一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地告诉了他，还把我一九九八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那天，蒋老师相当郑重地对我说，在明年“六四”十五周年的前夕，他要公开表达自己对“六•四”的看法，他赞同已故的吴祖光先生的观点：“人活着，就要说话、说真话。”我非常赞赏蒋医生的这一决定，并认为：新一届的领导人必须面对“六•四”问题。不解决“六•四”问题，所谓的“胡温新政”不过是海市蜃楼罢了；不解决“六•四”问题，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不可能真正开启。在更加宽广的历史和全球视野中，如果中国官方能够尽快像韩国为“光州事件”平反和台湾为“二•二八事件”平反那样对待“六•四”，“六•四”就不会成为仇恨和苦毒的包袱，而将成为民族和解与国民重生的起点。
   后来，蒋医生又邀请我去他家作客。虽然蒋医生享有“副兵团级”的高级干部的待遇，但他的家中朴实无华，陈设甚至比不上时下北京的一些“小资”们的家。可以看出，蒋医生是一位安贫乐道、无欲则刚的知识分子。在蒋医生家中，我还见到了丁子霖、蒋培坤老师。“六•四”以后十五年来，“天安门母亲”难属群体在中国大陆几乎成了“不可接触”的人。稍稍有点“身份”和“地位”的人，一般都不敢与他们来往，甚至原来的朋友和同事也逐渐疏远了他们。然而，蒋医生却不怕“惹火上身”，他坦然地与丁子霖夫妇等“敏感人士”来往。的确，所谓的“敏感人士”只是官方偷偷摸摸的“定义”，民间的力量完全应当站出来对抗这些见不得光的“标签”。为什么不能与“六四”难属群体交朋友呢？这是我们的公民权利。蒋医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是仁者，亦是勇者。
   在这封公开性的最后，蒋彦永写道：“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十七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到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他们从一九九五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时交代不过去的。”作为“六•四”的亲历者，蒋彦永先生亲眼目睹了许多年轻生命的消亡，当士兵们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的时候，他却在手术台上抢救奄奄一息的伤者；作为七十多年中国现代历史的参与者，蒋彦永医生从屠杀和谎言中破茧而出，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个鼓舞知识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榜样。
   当代中国有两位让人肃然起敬的医生，他们是李志绥和蒋彦永。前者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揭露了独裁者的暴虐、虚伪和淫乱以及极权主义的恐惧、邪恶和黑暗；后者则以两封信件昭示了后极权主义时代中国的真相以及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捍卫生命的价值与尊严的勇气。他们既是医生，又是司马迁式的“良史”。国人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他们如同破冰船一样，破开厚厚的坚冰，为我们传递春天的信息。
   最后，让我以诗人廖伟棠《读廖亦武狱中诗集<古拉格情歌>》中的诗句结束这篇文章：
   
   这么多人，从一九九零年的中国
   涌向二零零二年的中国，我被虚无撞伤。
   烈士或商人，古拉格或北京：
   将有另一些人重新执笔，书写灵魂。
   疗伤是不必的，从伤中取墨却是必然。
   
   
   ——二零零四年三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