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我们的尊严
   
   
    有一种东西比生命更加宝贵，它就是尊严。具有强烈的尊严感的人是无法战胜的人，具有强烈的尊严感的民族是无法战胜的民族。

    我在契诃夫的书札中读到作家给弟弟的一封信。契诃夫是一个对家人充满柔情蜜意的人，他深爱他幼小的弟弟。在信中，契诃夫称赞弟弟的字写得很好，而且没有语法错误，文学修养大大地提高了。紧接着，契诃夫针对弟弟的信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我不喜欢的只有一点：为什么你称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弟弟’呢？你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弟弟，你知道吗，应该在什么地方意识到自己的渺小？那应该是在神和智慧、美和自然的面前，而不是在人们面前。在人们面前你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你可不是什么骗子，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是吧？那就好了，你要记住，诚实的小伙子可不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契诃夫为人非常谦逊，但是他深知，在某些时候，人是应当骄傲的。
    这段话让我感动了好久好久。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其看重个体尊严的民族。沙皇统治时代，亚历山大一世有一次喝醉酒以后，伸手去抓一名禁卫军军官的衣领。这位贵族出身的军官昂首前进一步，大声说：“陛下，我的腰间佩戴着体现我尊严的佩剑!”不可一世的沙皇退却了。这就是尊严的力量。一个尊重自己的人，才有可能被别人所尊重。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都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俄罗斯，没有人说他们的死不值得。尽管人们谴责决斗背后的阴谋，但是对两位作家捍卫自身尊严的举动充满由衷的敬意。假如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从决斗场上中途退出，尽管以后有可能活很长的寿命、写很多的诗篇，但普希金也就不成其为普希金、莱蒙托夫也就不成其为莱蒙托夫了。对他们来说，个人的尊严是无价的。
    1922年，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移居国外，在长达17年之久的流亡生涯里，她饱经沧桑而矢志不改。克雷莫夫这样形容她：“这架高贵的钢琴受尽了生活的折磨……”这个比喻是恰如其分的，茨维塔耶娃这架“高贵的钢琴”始终保持了美妙的音色。她的自尊与同胞们对她的尊重互为表里。1939年，当茨维塔耶娃刚刚回到俄国的时候，尽管处境艰难，但是朋友们、读者们依然对她礼遇有加。作家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莫斯克温的遗孀克瓦尼娜回忆说，在一次聚会上，茨维塔耶娃在饭桌旁的显著位置上坐下来，马上成为大家注意和关注的中心。茨维塔耶娃自己虽然很少说话，但饭桌上所说的一切，都是因她而发的，都是说给她听的。“我还不知道坐在我前面的这个人是谁，但已经感到我所看到的这个人，用‘超群的’一词来称呼是不够的，于是心里产生一个想法：这是一个特殊的人、身份极高的人。我的一生中，无论在此以前还是以后，都没有在任何一次会见中产生过这样的感觉。”作为白军军官的妻子，茨维塔耶娃在新时代里是“劣等人”，然而她那女皇般的气质依然光彩照人。
   尊严感的丧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萎顿的最明显的标志，尊严感的丧失同时也意味着耻辱感的丧失。流沙河先生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的一位中学时代老师在1949年以后贫困潦倒，每年年关的时候都会上门看望已经是知名诗人的学生。老师对他说：“你长期写作，身体虚弱，我开了张药方给你，照着方子拿些药补补吧。”然后便告辞。送老师出门时，流沙河先执弟子礼，再奉上一笔钱，算是给老师的润笔。什么是尊严？这就是尊严。半个世纪以后的1999年，我在北京大学的门口，时常遭遇到一些乞讨的小女孩，她们浑身上下非常肮脏，一看到人便扑上来抱着你的大腿不放，高声嚷嚷着，非得你掏钱出来。而她们的母亲们在十多米外的地方窥视着，脸上带着狡诈的微笑。从小就丧失了尊严感的孩子，长大后能够成为具有尊严感的人吗？耻辱成了最后一张撒手锏，尊严成了可以出卖的东西，鲁迅先生在一百年以前就呼吁的“立人”，“人”从何“立”起？
   立人、立国，先从恢复我们的尊严感开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