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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与普希金葬礼的万人空巷不同，别林斯基的葬礼是寂寞的。巴纳耶夫写道：“彼得堡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伴送他的遗体到沃尔科沃墓地。参加他们行列的还有三四个不明身份的人，天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们在墓地上一直呆到这场凄惨的仪式结束，极为好奇地注视着这一切，尽管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注意。”
巴纳耶夫所说的“不明身份的人”，也就是当时沙皇的文化密探——来自第三厅的特务们。巴纳耶夫充满讽刺意味的描述，让我们似乎亲眼目睹了密探们的丑陋与尴尬。他们无条件的“忠诚”加剧了他们的丑陋和尴尬。他们不知道怎样对待死者和他的朋友们，不知道怎样对待这场凄惨的葬礼——旁观是可笑的，而干涉将更加可笑。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就是这样一个贫困潦倒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连一副好一点的棺材都买不起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被安放在最糟糕的墓地的里的人，居然能够让皇帝陛下吃不安、睡不稳。他的文章居然能够蛊惑无数热血沸腾的大学生，居然能够使第三厅的长官丢了乌纱帽。他为什么比那些杀人不眨眼睛的强盗还要可怕呢？他们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最后只好在心里痛骂那命令他们在这该死的天气里来监视这场莫名其妙的葬礼的长官。而这恰恰就是文化的力量，就是文明的力量，就是正义和良知的力量。别林斯基是一个衰弱而困窘的人，他只要拥有以上这些力量，就已经足够了，这些力量足以让邪恶、让专制、让压迫退避三舍、心惊胆寒。
别林斯基最后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情景是伤感的：“大家为别林斯基作了祈祷，把他的遗体放进墓穴，就像对待其他任何人一样，随后满心悲伤的朋友们按照基督教的习俗默默地将一把泥土抛入他的坟墓，这时墓穴里已开始浸出水来……”
杜勃罗留波夫之死
当时，另一位杰出的文学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与别林斯基一样也是英年早逝：别林斯基是三十七岁去世的，而杜勃罗留波夫去世得更早，他去世的时候仅仅二十六岁。巴纳耶夫感叹说：“总的说来，大家都知道，一切有才能的俄国人不知怎么都活不长……”
巴纳耶夫的妻子巴纳耶娃目睹了杜勃罗留波夫的死亡，她在回忆录中对此有极其生动的描绘。杜勃罗留波夫这个勇敢地于沙皇专制作斗争的青年天才，这时才露出他软弱的一面，他用双手抱住自己的脑袋，绝望地说：“在临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什么事都没有来得及做……什么事也没有来得及做啊！命运是多么凶恶地嘲弄我！”巴纳耶娃目睹着朋友的痛苦，不禁放声大哭起来。
这时，杜勃罗留波夫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说：“您别哭！您在羞辱我怯懦和我做的事！……我们还像过去那样坚强……”然后，他把两年幼的弟弟叫来，轮流抚摸他们的脑袋，笑着说：“现在去把功课做完！”孩子不知道哥哥即将离开他们，还高兴地与哥哥开玩笑。
接着，杜勃罗留波夫问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吗？”当巴纳耶娃问是否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叫来时，杜勃罗留波夫说：“不！他和我都会难受！……无论是他的家庭生活，还是他的文学活动，我都衷心地祝愿他万事如意。”一个高尚的灵魂在呼唤着另一个高尚的灵魂，一颗高尚的心灵在祝愿着另一颗高尚的心灵。杜勃罗留波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想着并肩战斗的友人。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呆在隔壁，与最亲密的几个朋友一起痛苦地、眼巴巴地等待着友人慢慢地死去。
杜勃罗留波夫的葬礼比不上普希金的葬礼轰动，却比别林斯基的葬礼要盛大。巴纳耶夫记载说，前来送葬的有两百多人，其中有大学教授、期刊界人士和著名的文学家。灵柩被人们用手抬着，从死者的寓所一直抬到沃尔科沃墓地。人们在墓地前朗诵了死者日记的片断，那些都是死者的肺腑之言。巴纳耶夫写道：“杜勃罗留波夫的日记片断比一切言辞都更清楚、更雄辩地说明，像杜勃罗留波夫那样锲而不舍地追求善良和真理的人，一定会倍加强烈地感受到一切有头脑的人注定要遭受的那些可怕的痛苦和磨难。”
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在他短暂的文学生涯里，写下了无数震撼人心的文字。巴纳耶夫认为：“他的文章显示出一种威力，一种内在的凝聚力，表明他将成为一个具有推动力的伟人；他的文章充满了对人的深深的爱，对文明那些地位低下的同胞的最热烈的同情和对祖国最真切、最清醒的爱……这些文章写得结构严整，首尾逻辑异常严密，表面上看来似乎显得平静，但可以听出平静下面跳动着一颗仁爱之心，可以看出一个受到种种谎言、伪善和鄙俗作风凌辱的人的辛酸的幽默……”杜勃罗留波夫一生都为债务所困扰，他拼命地工作，供养两个弟弟上学。虽然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依然承受着种种积郁的重压，同生理和精神的痛苦作搏斗，并且还担负起杂志的工作，直到病入膏肓，还在用虚弱的双手写完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逆来顺受的人》的最后几行。
杜勃罗留波夫没有地位、没有官职，但是他去世以后，无数的群众赶来吊唁。巴纳耶娃在回忆录中写道：“院子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甚至楼梯上连人都不走不过去。住宅旁，大街上，也站满了人群。”杜勃罗留波夫被葬在了别林斯基墓地的边上。巴纳耶夫参加完葬礼回家，泣不成声地对妻子说：“死亡把杜勃罗留波夫和别林斯基连在了一起。在我们这一代最高尚的文学活动家身旁躺着新一代中最高尚、最有才华的文学活动家。别林斯基等来了当之无愧的新伙伴……”
读着这样的文字，我常常想起历史的无情与历史的多情。所谓历史的无情，是指像普希金、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这样的天才人物，往往都无法完成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刚刚开出新路的时候生命就嘎然而止；所谓历史的多情，是指凡是高贵的、美好的东西，都会长久地存留下来，都会像空气一样被所有向往高贵和美好的人们所呼吸。正如巴纳耶夫所说：“新的一代自然比我们这一代更加知恩图报，记忆力也更好——通向这两座坟墓的小径不再会杂草丛生。”
读着这样的文字，我对俄罗斯民族充满了尊敬的感情。这是一个能够体认到天才和天才的价值的民族。尽管他们也曾经扼杀天才、忽视天才，但天才的死亡却让整个民族都清醒过来。天才以他们的死亡震惊了昏睡的民族——这说明这个民族还有救。而我们呢？我们也有无数的天才被扼杀、被压抑、被掩埋，但在此之后，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悲剧继续重演着。
三个伟人逝去了。三颗星辰坠落了。
而无数的心灵敞开了，无数的眼睛明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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