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对书刊的查禁与焚毁一直与文化的发展相生相克。在19世纪之后的俄罗斯，文化极度繁荣，产生了“黄金时代”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政府禁书的行动和知识分子与之进行的斗争，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早在十二月党人时代，沙皇就设立了一个专门禁书的机关——第三局。这个机关人数不多却权力无边，正如赫尔岑所说，它“置身于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第三局的拿手绝招是收买许多告密者，打入知识分子内部，将知识界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1849年4月，由布塔舍维奇、彼特拉舍夫斯基、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谢德林等俄罗斯第一流知识分子组成的“彼得堡青年知识分子小组”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原因就是奸细安托内利的告密。结果，作家被捕捉，著作被焚毁。沙皇尼古拉一世用拳头敲着桌子说：“我要让他们尝尝反话的滋味!”1865年，俄国进行了书刊审查制度改革，但是统治者对思想和文化的恐惧仍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内务大臣彼•瓦卢耶夫仍然用一个警官的眼光看待思想和出版问题，出版事业管理总局的实权人物维•富克斯则以进谗告密为能事。
    面对如此恶劣的形势，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没有退缩。书只能暂时被禁止，而思想却永不熄灭。作者会被流放，而精神却顽强地扎根在广袤的土地上。从19世纪中期以来，文学成了俄罗斯文化的核心。别林斯基说：“只有在文学里面，不顾鞑靼式的审查制度，还显示出生命和进步的运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被宣布为禁书，是禁书中的禁书，因为官方充分看到了他的书中思想的火花能够惹起燎原之势。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因为宣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而被判处死刑，后来被改判流放。从禁书的读者变成禁书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漫长的精神炼狱。

    1917年革命以后，禁书一开始就成为苏维埃生活的规范。一批接一批的文学艺术作品被强令禁止。几代人与俄罗斯文化甘甜的源泉隔绝了。被禁止的往往是最优秀的作品。要出版叶赛宁的作品？没门!这个家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同路人，他有“宗教宗法的、掺杂市井庸俗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行!“他体现了有害的、露骨的保守主义的观点”、“喜欢病态地塑造形象”。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沃格申、茨维塔耶娃以及后来的帕斯捷尔纳克……本世纪全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在禁止之列。统一思想就得从查禁图书开始。革命后的俄罗斯，对书刊的严格审查甚至超过了沙皇时代。按照斯大林的说法，一切有害的文字都得连根铲除。有文化和没文化的领袖们都一致地认识到书的力量，把书当作潘多拉魔盒里的恶魔来看待。于是，他们紧紧地看守着潘多拉的盒子。
    在十月革命前夕，高尔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旧政权的致命之处：“旧政权是毫无才能的，但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却正确地提示它，它的最危险的敌人是人的大脑，所以它用它所可能掌握的一切手段竭力刁难国家理智力量的成长。”在这一点上，新政权与旧政权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落实到具体操作上，就是全方位地推行书刊检查工作。
    而知识分子对书的热爱是不会因情势的变化而变化的。他们的生命就在书籍中。同样，人民也不会丧失阅读的习惯，在最严酷的时代里，许多优秀作家的著作被广泛传抄。真心拥护革命的高尔基敏锐地感觉到了禁书的可怕，1923年11月，高尔基写信告诉在国外的朋友霍达维奇：“我告诉你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在俄国，纳杰日塔•克鲁普斯卡娅禁止人们阅读柏拉图、康德、叔本华、索洛维耶夫、泰纳、列斯金、尼采、托尔斯泰和列斯科夫的著作。”克鲁普斯卡娅是伟大领袖列宁的妻子，当年与丈夫一起如饥似渴地阅读宣传革命思想的禁书，革命成功以后，她却积极参与到新政府的禁书运动中去。历史的循环怎能不让人感慨万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