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近期先后通过了两个针对中国和其他存在“汇率偏差”的国家可能实行惩罚性关税制裁的提案。另外，国会还举行听证会，讨论许多国会议员认为中国出口补贴等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美中巨额贸易赤字之间的关系，并审议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法案。

   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几乎对任何的政策都有不同的声音，更不用说中美贸易这个牵扯到两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大事了。据说，有一个美国家庭企图尝试着过一段没有中国制造的商品的生活，但他们仅仅持续了短短几天的时间，便发现这实在是太困难了。可见，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已经深入千家万户，两国的商品往来已经是“如胶似漆”了。

   此次国会对中国施加压力，立刻在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千名美国经济学家为何反对制裁中国？

   反对者是美国的行政当局，尤其是负责对华贸易的商务部。当然，也包括商界人士和大部分持贸易自由主义立场的学界人士。来自美国五十个州的一千零二十八位知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请愿书，表示他们严重关切国会最近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尤其是在美中贸易方面。请愿书说，制裁中国的法案缺乏经济理由。这些经济学家表示，二零零七年年底可望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夥伴的中国，多年来向美国消费者提供廉价商品和低息贷款，因此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实际上是在惩罚美国自己。请愿书认为，这些法案将促使中国对美国商品提高关税，增强两国发生贸易战的风险，届时美国消费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份为中共辩护的请愿书，居然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征集完成，其背景颇耐人寻味。

   但是，美国一些中小企业和制造商团体拥护国会大力纠正美中贸易失衡的举措。俄亥俄州生产汽车零部件和其他金属产品的精密金属制造联合会表示，国会的法案只是为了抵消中国人为压低币值带来的竞争优势，迫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公平竞争。联合会的总裁盖斯金表示，关税法案也会给美国企业带来经济损失，但国会希望向中国传递明确的信息，北京必须改变规则。美国全国制造业协会副主席瓦戈说，必须承认美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国会通过的法案只是要让北京明白，北京没有遵守游戏规则。他说：“我们不能美化双边经贸关系的问题，也不能夸张地把所有规则和立法都说成是坏事。美国制造业协会拥护自由贸易，也重视中国的发展给美国提供的机会。但是对于双边贸易关系中的问题不能回避。如果这些问题现在不及时解决，将来可能就无法解决，那时我们就会悔之晚矣。”

   对中美贸易的看法，以经济学家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和公司企业及普通民众，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这份千名经济学家签名的请愿书，释放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美国学术界中研究中国问题的领域，已然处于“中国化”的陷阱的边缘。这些在请愿书上签名的经济学家们，自认为体现了美国普通消费者的利益，却并不为老百姓所认同。他们标榜“政治正确”的绝对的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却犯下了自以为是、纸上谈兵的错误。

   首先，这批经济学家完全抹杀经济活动中的道德伦理因素，他们仅仅是在一个抽象的层面上关心两国贸易中的实际利益，以及所谓的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实际上，他们的看法是短视的，如同只能看到挂在自己眼前的那一块胡萝卜，便为此而一路狂奔的驴子。他们会为如此短视的看法付出沉重代价——他们的孩子可能使用中国的有毒玩具而中毒，他们自己可能驾驶装配有中国产的不合格的轮胎而出车祸……这不是我故意诅咒他们，而是在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的事实。经济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那种几乎不考虑道德因素的经济活动，是不能持久的，既害人也害己。

   其次，这些书斋里的知识分子，根本不顾中国的有毒产品危害整个世界、中国廉价产品的源头是奴隶劳工和被强迫从事艰苦劳动的监狱及劳改营的囚犯等已经被揭露出来的事实。他们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及民主化问题更是不感兴趣。正如国际奥委会声称不应将奥运会与人权问题挂钩一样，这些经济学家也声称，贸易就是贸易，政治就是政治，不应将两者纠缠在一起。但是，他们不明白的是：在中国，政治就是一切，经济就是政治的一部分。美国进口中国囚犯在暴力逼迫之下所生产的产品，难道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和人权问题吗？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伎俩。

   第三，我并不知道在这份签名信的背后，是否有中共的力量或者中国雇佣的游说公司的运作。我也不能说每一个签名者都是“熊猫拥抱者”，都是中共政权的辩护士。但是，我可以肯定地指出，相当一部分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是中共无所不在的“统战”政策的获益者。近年来，这些学者有各种机会到中国出差、考察和参与学术会议，并受到中共当局极其隆重的接待，他们在中国几乎过着帝王般的舒适奢华的生活。由此，他们观看到的是“橱窗里的中国”，是欣欣向荣的、繁荣富贵的中国，而没有看到“橱窗”背后的种种悲惨景象。这些所谓“纯粹的经济学家”，不再具备哈耶克那样的道义感和勇气，不再拥有知识分子挺身而出谴责专制暴政的良知。

   穆嘉的警告：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是否全部被收买？

   中共对西方学界，尤其是中国研究方面的学者的“统战”和“宣传”，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堪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的德裔学者穆嘉，最近在英文《远东经济评论》上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是否全部被收买？》为题，揭示出研究中国的学者存在多种形式的自我审查，从事中国研究学界人士包括他自己在内，都习惯性地讨好中共，有时是意识到的，更多时候是无意识的。方法包括研究的课题、报告忽略的事实、使用的语言、及讲授课程的内容等。

   操流利中文的穆嘉说，外籍的中国学者为方便搜集数据，就要与大陆的学者合作与中国合作。一些西方学者在中国有亲属、有房产，他们的母语不是汉语，已经投入多年时间学习中文，把事业建立在一个巨大的、无法转移的投入之上。他们通过与中国的关系，获得信息、观点，从中得益。如此一来，西方学者得到学术上的最新观点、工作上有成就，中共也得到西人提供的广告宣传。但如果不合作，后果会很明显，没法在中国找到合作伙伴，对中国的研究会遇到麻烦。前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李少民就被中国监禁了五个月，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而香港城市大学没有对李少民提供任何支持。于是，全体研究中国的知识界都选择了同一条路，不要让中国共产党不高兴。

   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对西方学界的侵蚀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苏联。中共使用一套“能指”与“所指”基本上脱节的语言，并强迫西方学者遵循使用，或者潜移默化地让西方学者接受。穆嘉指出：“我们用的语言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我们说人大，但是人大与国外的国会、议会都不一样；我们说解放军，但真的是‘解放’军吗？”他举例说，西方学者通常不对中文词“市场”的定义表示疑问，而是直接翻译成“市场”，假设它与西方的市场（market）一样。尽管大陆有了公司法，但当局仍然对公司发号施令，国有企业、包括国企的公司，由党支部参与企业决策，国企董事会的主席和党的支部书记原则上是同一个人。中国最大的五十家国有企业，最高的人事都由中共政治局直接任命。

   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中共玩弄的不仅是一套词语的游戏，更是要从观念上牵着西方学者的鼻子走，让西方学者也成为驯服工具，成为帮助他们进行“对外宣传”的助手。许多西方学者明明知道中国的诸多黑幕，却故意不加甄别地使用西方学术界通用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而不顾得出的是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的结果。穆嘉继续分析说，许多西方学者随意使用中国“政府”这个名词，却不进一步说明百分之九十五的政府高官是中共党员，关键决策是这些人在党务工作会议上决定的，政府人事部和党委组织部实际上是同一套人员，监察部和中共纪律委员会实际上是同一套班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百分之一百同一套人员。那么，究竟谁在管理中国呢？穆嘉说，通过使用“政府”这个词，西方学者让中国“政府”等同于其他政府，特别是西方政府，这样做正确吗？他追问说，“中央是好的，都是地方政府不好”这一套的宣传，是否已经被国外研究界不带疑问地接受了呢？

   穆嘉是中国研究这一领域中少有的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学者。其实，在中国研究这个领域，早已存在着一个“潜规则”，就是尽量避免批评中共，尽量避免与中国的人权问题发生关系。那些最勇于说出真话的汉学家，长期以来都被中国禁止入境，如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法国汉学家侯芷明等人。其他的研究者，不是敬重他们的勇气和良知，而是以他们为前车之鉴，不等中国官方来规范，自己便首先设定了一个禁区。

   库恩：一个向独裁者献媚的美国名流

   那些专门为中共捧臭脚的学术界人士，则被中共奉若贵宾，享受国师般的待遇，如杨振宁、杜维明等人，最高领袖亲切接见，最高学府“自由”演讲，到地方上则享受警车开道、大员陪同的待遇。这些待遇岂是在西方可以享受到的？因此，他们自然愿意为中国唱赞歌，并“乐不思蜀”了。

   美国学者丧失基本的道德感的典型，便是那位《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名义上的作者，并且兼有作家、编辑、学者、科学家、私人投资家和慈善家多种身份的美国人库恩博士。这位在中美之间飞来飞去的高级智囊，坦然接受中共中央为其安排的吹鼓手的角色，在传记作家叶永烈捉刀的、肉麻地吹捧江泽民的红皮书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如此行径，与昔日到苏联朝拜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以及到中国朝拜的美国记者斯诺相比，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江泽民传》在中共当局的强力推荐下，成为第一畅销书，库恩当然收入颇丰。但稿费收入对于这名花旗银行的董事来说倒是次要的，他更看重的是由此在中国拓展开的关系网络和权力结构。他成了中共欣赏的“自己人”，亲自参与该书的宣传和签售活动，他在国家图书订货会上发表演讲说，一九八九年三月，当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就被深深吸引，十六年来，他平均每年会来中国四五次，每次一到中国就会感到特别兴奋。我注意到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日期，那正是天安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正是大屠杀的前夕。他却对此只字不提，其虚伪与冷血，与邓小平、李鹏等人不相上下。

   江泽民在中国民众中毫无声望，大部分中国人都厌恶这个小丑式的人物，正如当年大部分苏联人都厌恶勃列日涅夫一样。如果库恩博士到中国的街头巷尾去走走，听听普通的出租汽车司机的闲聊，他还会如此“天真”地吹捧江泽民吗——“我在中国十多年，我在这里工作、生活，和各界人士交朋友，在这里看到许多东西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然而我的美国同胞乃至西方世界的许多人还陷在对中国认识的迷雾中。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有时让我感到沮丧和愤慨！而江泽民是我了解中国的载体，他的生平体现了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从日本侵华战争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近八十年跨度。我就是通过他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历史，并告诉世界是历史造就了中国的今天。”这样的说法有点像中国的“秘密党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