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既开风气又为师
   
   胡适生前曾经说过，自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当然是胡适的谦辞，其实他是既开风气又为师的。在五四的先驱者中，胡适是最“好”为人师的大师之一。“好”可以从两种意义上理解：一是声调为四声的、爱好的“好”，这是说胡适天生就有当老师的愿望和天赋；二是声调为三声的、好坏的“好”，这是说胡适是最好的、最尽心尽责的老师。传道、授业、解惑都是儒家的老话，仅有以上三者，还不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老师。对于老师来说，更加重要的是人格上的感召、感情上的沟通和精神上的传承。历史学家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中记载了他在胡适门下生活和学习的情状，文字娓娓道来、朴实无华，读后却让人想流泪。（《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三联书店，1998年第一版。）一生得胡适这样的老师，真可谓足以慰平生了。
   罗尔纲是一个出身贫寒的青年，最初到胡适家帮工，担任抄写员。面对胡适家中满座的名流，罗尔纲对比自己卑微的地位，不免产生自卑心理。善解人意的胡适充分考虑到了这点，“每逢我遇到他的客人时，他把我介绍后，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有时遇到师家有特别的宴会，他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客的那天把我请去作客，叫我高高兴兴的也做了一天客。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他发生变态的心理，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到流起热泪来。”作为一个学者，胡适是大师；作为一个人，胡适感情细腻、善解人意。大师的人格不仅体现在“大”的方面，更体现在细致入微的地方。人格的力量就像是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师生之间假如没有人格上的感召，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时下在大学里，许多学生对老师都不以为然。尽管老师可能是十分著名、著作等身的学者、教授。在某些理工科大学里，研究生们最早把导师直呼为“老板”——导师的唯一作用，也就只剩下分给他们一部分科研经费而已。导师们赤裸裸地将知识转化为权力，颐指气使地支配学生、压抑学生的创造性。许多导师掠夺学生的科研成果，或者把学生当作牛马一样无偿使用，学生又怎么会对他们有起码的尊重呢？现在，“老板”这一称谓逐渐从清华大学之类的工科大学向北京大学之类的综合性大学扩展。许多人文学科的师生之间，也沦落为“老板”与“雇工”的关系。而当这一代学生“媳妇熬成婆”，成了老师以后，也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他们的学生。这就形成了高等院校中的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师生之间失去了人格上的感动与被感动，必然导致“老师”这一职业价值的急剧贬值。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读着罗尔纲描绘胡适的这些文字时，更是感慨万分。

   回忆起在胡适门下的日子，罗尔纲深情地说：“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忱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这段话使我想起了“圣贤之士可以百世为师”这句谚语。英国的布鲁克爵士曾经这样评价菲利普•西尼：“他的智慧和才华敲击着他的心灵。他不是用言语或思想，而是用生命和行动，使他自己也使别人变得更优秀、更伟大。”胡适也是一样，他的文字可能褪色、他的论断可能错误、他的学问也许浅薄、他的诗歌也许无味，但是他的孺子牛般的品格却让后人永远记取。如果说鲁迅更多的时候是保持“横眉冷对”的立场，那么胡适则更多的是展露出孺子牛的本色。戴季陶曾经送了一副对子给胡适：“天下文章，莫大胡适；一时贤士，皆出其门。”前半句可能过誉了，但后半句说的确实是实情。胡适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教育科研机构任职，培养了无数的学子。罗尔纲胡适的弟子当中并没有正式入门的一个，却在专业领域取得了足以让老师欣慰的成就。在我看来，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两个最伟大的老师，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胡适。他们两人，都与现代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大学——北京大学、学术水平最高的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在执掌两大教育、学术机构期间，他们都网罗并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大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的进步。随着历史的流逝，他们的学术成就会受到后人的质疑甚至推翻，但是他们在教育上的贡献却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煞的。胡适在台湾去世之后，著名的《文星》杂志曾经刊登了一个纪念胡适的专号，除了总结适之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以外，更多的文章谈论的是他的人品、谈论的是沁润在那些不足挂齿的日常生活小事折中的伟大的人品。许多年过去了，胡适依然是“活人”，鲜活地存在于学生们的心中。
   对待学生，胡适有慈爱的一面，也有严厉的一面。当胡适读到罗尔纲在《中央日报》发表的短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时，非常生气，写了一封信责备说：“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容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胡适关心学生生活上的细节，更关注学生学问上的成长。他对学生学问上的不足，毫不留情地指出。对比胡适的态度，我又想起时下某些教授。他们平时对学生的治学不闻不问，当学生的论文通不过答辩时，便向学术委员会施加影响和压力，让学生顺利过关，还美其名曰：“为学生好。”两者之优劣相差何止万里！前两年，堂堂的北京大学生物系居然还发生了老师与博士生共同抄袭的丑恶事件，让有识之士慨叹：学府已经快要不成其为学府了。学问可以融化到人生之中，“不苟且”既是一种为学的态度，也是一种生命的态度。胡适要求学生在学问上“不苟且”，同样也要求他们在生活中“不苟且”。他一生明确强调宽容，认为宽容比自由更加重要。但是，温柔敦厚的胡适也还有另一面。他很喜欢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他喜欢这首小诗，当然是因为这首诗写得清浅可爱，风格近似于自己的《尝试集》。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他体味到诗句背后的硬骨头。还是罗尔纲了解老师，他这样分析说：“胡适这个山乡的儿子，他禀受了明清时代徽州商人勇于开拓、百折不挠的‘徽骆驼’精神，天生有一腔坚忍不拔的性格。有人论胡适‘容忍’精神人难企及。但这只是他的一面，另一面却是他的倔强精神，例如他明知台湾有一股巨大势力要把他吞掉，却不肯偷安异国，挺然回去。后来雷震在狱中过生日，也写这首为祝贺。这些都对他的倔强精神，作了很好的说明。”宽容的人，也有不宽容的时候。因为宽容专制、宽容恶，便成了“苟且”、成了乡愿。胡适堪称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对左、中、右思想都最宽容的一个，但他依然坚持某些“不宽容”的理念。
   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中对胡适有许多评论，当然对其晚年也有不少垢病之处。但总的来说，李敖对胡适还是尊重多于轻视、赞赏多于批评。李敖承认，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源头之一就是胡适。当他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的时候，给胡适去信讨论问题，胡适亲切地回了信，两人还有若干次见面。当李敖处于最艰难的时候，其他人都将其视为过街老鼠，而胡适却托人带给他生活费，帮助他度过难关。胡适待李敖，如同他30年前待罗尔纲。
   胡适与鲁迅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两极，他们互为补充、互相渗透。对个人自由的捍卫，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尽管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胡适在五四之后曾经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时，还在他的讲演中特意引用了这句名言。李敖认为，这是胡适思想的精华，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的《写在书前的译后感》中说：“胡适之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大学者和思想家。他对我们这一代，乃至对今后若干代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我赞同这一说法，并且认为作为老师的胡适将永存于历史，因为他“既开风气又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