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历史的“凹凸”
   ——读《触摸历史——五十人物与现代中国》
   
   

    经过漫长的八十年，“五四运动”已经高度抽象化，变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符号。“五四”以来八十年里发生的一切，都或显或隐地牵连着“五四”。关于“五四”的回忆，在中国不同党派、社团、人物的表述中，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阐述中，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而重点，无一例外地都集中到“五四”的“意义”上。因此，这几乎成了一场持久的、争夺“五四”的阐释权和继承权的战争。然而，为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出版的《触摸历史》，却是其中的“另类”。正如主编陈平原教授所说，他试图过滤意识形态的“污染”，将众多当事人及旁观者的回忆录与当年的新闻报道以及档案材料相对照，通过对“个人的感觉”的揣摩，寻找一种“回到现场”的亲切感。
   《触摸历史》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提供了大量鲜见的图片资料。这些材料都是编者从清末民初的书籍和报纸中钩稽而来。例如，当时挺身为学生辩护的职业律师刘崇佑的情况，早已不为人所知。在这本书中，夏晓虹教授却有长文进行详尽的介绍。刘氏两次出庭义务为学生辩护，虽然就结果而言，政府一方胜诉，但刘氏机智、有力的辩护，大大消解了官方的权威，体现了正义与民气的不可摧抑。在当年《晨报》第一版广告中，在上栏醒目的位置，几乎永久性地保留着《律师刘崇佑启事》。这是社会对他的特殊的敬意。书中收入关于刘氏的珍贵材料有：一九一三年刘崇佑参加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时和在天坛开会时的两张合影；一九零七年初版、一九三零年再版的刘崇佑翻译的日本学者织田万所著的《法学通论》的书影；当时《晨报》、《益世报》等有关报刊的报道；一九二零年七月一日，天津学生联合会代表周恩来致刘崇佑的信件……等等。这些珍贵的史料，让读者眼睛不断地为之闪亮——仿佛耳闻目睹到当年法庭辩论的激烈场面。
   刘律师的挺身而出，让人们认识到：“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学生运动，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还有其他社会阶层的重要人物。“五四”的成功离不开这样一些背景：首先，一九零五年废除科举考试以后，文化人断绝了传统的进入政权结构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们开始接受新式学校教育或出国留学。在“五四”时代，他们已然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成为作家、教员、律师、记者、医生、商人等自由职业者。他们身处体制之外，不受体制的约束，比起专制时代的读书人来，能够相对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其次，当时的中国国门大开，人员与资讯的流动前所未有，国内外的信息纷至沓来。报纸具有独立于政府的地位，而且由社会力量办的报纸，因为报道客观、信息迅捷，往往比政府支持的报纸更加受到市民的欢迎。市场的成功，使这些报纸的状况蒸蒸日上。而报纸又形成巨大的舆论力量，对政府具有较大的制约作用。尽管“五四”期间北洋政府封闭了不少激烈评判政府的报纸，但是政府无法完成对社会舆论的全面控制和禁锢。所以，一是人的因素，一是资讯的因素，支撑起了五四运动的成功。没有人选择职业的自由，没有新闻的自由，其他的自由当然是无从谈起的。
   新鲜的材料，价值不仅在于材料本身，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体现出历史被淹没的“凹凸”之处。没有“寻寻觅觅”的硬功夫，是很难收集到这些材料的。在一个快餐化的“读图时代”里，以“老照片”命名的书籍汗牛充栋，但难得有几本书作过艰苦的原始材料的钩沉工作。没有背后踏踏实实的钩沉工作，“图”与“文”之间就是割裂的、互不相干的。而《触摸历史》一书真正实现了“图文并茂”，“图”与“文”相得益彰、水乳交融。每一张图片都是历史的一个精彩瞬间，每一段文字都是时光之流沉淀下的一块水晶。
   《触摸历史》第二个特点是，它比较充分地体现出一个“多棱镜”般的“五四”。“五四”在一般人眼中，是火烧赵家楼的“五四”，是北京大学的“五四”，是陈独秀与李大钊的“五四”。其实，“五四”还有它的另外一些侧面。如果只有以上那些被“过度阐释”的侧面的“五四”，尽管抓住了“五四”的“主流”，但依然无法构成一幅完整的“五四”图景。《触摸历史》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另类”的声音、一些长期被主流叙述压抑的声音。
   例如，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并非像后来国共两党的史家所描述的那样“野蛮”和“残暴”。在评价徐世昌时，作者认为，“徐世昌虽然对学生的态度随着事态的变化而变化，但总的来说，这位前清翰林出身的文治总统，对学生和知识界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蓬勃地展开，还是有赖于徐世昌‘偃武修文’的治国策略所营造的宽松的政治环境。”而在大革命时代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军阀吴佩孚，在“五四”时代却有一段十分光彩的表现。当时仅仅是北洋第三师师长的吴佩孚，在学生被捕后立即致电徐世昌，公开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为。这位以儒将自命的将军亲自拟定电文：“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赴后继，以草冲钟，以卵击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这段文字可谓大义凛然、声情并茂，充分表现出作者的文采风流。吴佩孚后来被史家完全“妖魔化”——谁能相信他曾经有过这样顶天立地的表现呢？在电文中，吴佩孚还理直气壮地申明军人的职责所在：“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失地亡国，尤属军人之辜。吾国数百万军人，厚糜饷糈，竟坐视强迫执行，不能作外交后盾，以丧失领土。是军人无以对国家，而政府亦无以对人民也。”吴氏的这番表白，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捞取政治资本。他的做法已经超越了当时在军政两界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在此前此后，我们都很难想象一个高级军官会在关键时刻对政府发出措词强烈的电报。我想，吴氏在发这封电报的时候，更多的是良知和责任感的激发，因为他的这一举动是要冒风险的，他并不能未卜先知“五四运动”的胜利。同样是军阀，与扬言把大炮架在景山上将北大轰平的徐树铮和声称“一介武夫，智识短浅，事关国际，惟一听政府之主持”的河南督军赵倜相比，吴氏的表态真是让人击节叫好。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我们应当对吴佩孚“五四”时期的表现给予充分的肯定。
   不仅政府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在知识分子中对“五四”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历史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平面化，而是有“凹”有“凸”的，这正是《触摸历史》的作者们试图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就官方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军政要员都主张镇压学生运动，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对学生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而就知识分子群体来说，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学生运动，即使是那些支持和参与的人，他们的支持和参与程度都各有不同。例如，北大学生领袖、当时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早已策划好要使示威成为“有纪律的抗议”，但是当示威发展到火烧赵家楼的那一步时，他却无法控制局势了。此后的“五四”，并非傅斯年所要的那个“五四”，他认为自己的主张——通过“批判的精神”造成青年学生“战胜社会之人格”——在学生的激进行动中失落了。而公开唱反调的是北大哲学系教授梁漱溟。在对学生的一片赞扬声中，只有梁漱溟想到了学生们的举动侵犯了他人的公民权，是毫无疑问的违法行为。他居然立刻发表自己的批评意见，丝毫不顾忌被同事和学生骂作是官方的走狗。不怕逆流而上的独立品格使梁漱溟成为北大的另类。
   《触摸历史》，那只触摸历史的手不仅是编者的，而且是每一位读者的。诚然，要呈现历史的真实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放弃迫近真实的历史的每一丁点努力。正是由于我们一点又一点的努力，使我们叙述的历史越来越迫近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