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红宝书”
   
   1999年4月是北京GRE最后一次纸笔考试，名额是7000名，有9000多人去领取报名表格。清华大学力学系四年级的学生谷勇提前了31个小时，在19日凌晨1时到达北京外国语大学报名处，排到了第一个。而那天晚上的工作人员似乎被操场上9000人的队伍的壮观景象吓坏了，他们在夜晚9点就开始叫号。谷勇的行为仅仅是清华大学90年代学生新风尚的一种典型体现而已。不，不仅仅是清华这所当年的“留美预备学校”，在当今中国所有第一流的重点大学——包括“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里，“背熟红宝书出国去”是绝大部分最优秀的学生首要的人生选择。
   那一天，在报名点上领取表格的，大部分是学生和那些虽然已经不是学生、但曾经是学生、而且依然年轻的“中国的精英们”。在他们的手里，几乎都捧着两种“红宝书”：一种是托福单词大全，另一本是GRE单词大全。忙里偷闲，他们甚至在等待领取表格的间隙里，还在全神贯注地念念有词，比那些信仰佛教的老头老太太读观音菩萨的口诀还要虔诚。这两本厚厚的单词大全，在做着出国梦的年轻心目中就好像他们的命根子。30年前他们的前辈在跟他们一样年轻的时候，捧着的是另一本书，在天安门广场上疯狂地挥舞着。那是名副其实的红宝书——毛主席的语录。而30年后，青年学子们以同样虔诚的心情捧着新时代的“红宝书”——飞向“美帝国主义”时屡试不爽的通行证。

   从领袖著作变为英文单词手册，在我看来，“红宝书”内容的置换，不能不说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之一。与前辈们昔日的狂热和破坏、以为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输出红宝书去拯救别人相比，今天的青年们从十七、八岁就清醒过来，开始对个人幸福孜孜不倦的追求，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所以，我对同龄人们的选择并不持谴责的态度，诸如说他们“不爱国”等等——这种居高临下的道德评判是迂腐可笑的。假如在国外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而在国内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只能无所作为，那么究竟是出国还是不出国呢？我的答案无疑是出国。爱国并不意味着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困在国内当一个废物，难道就是“爱国”的表现吗？
   据说，GRE单词大全和托福单词大全的作者俞敏洪，今天已经是腰缠亿贯的大富翁。这两本书的印量虽然还远远比不上当年的领袖著作，但是它们后劲十足，来日方长，有朝一日不愁赶不上。此间人士还说，俞敏洪执掌的“新东方学校”堪称中国90年代民办学校的龙头老大。“新东方”在京城大学中几乎无人不知，甚至在北京大学三角地这块风水宝地，“新东方”的广告在广告栏已然占领半壁以上的江山。“新东方”这个名字很值得玩味：明明是送才子才女们到西方去，偏偏以“东方”来为自己命名，还加上一个“新”字。“新”的“东方”难道就是西方吗？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文字游戏。
   “新东方”以“红宝书”为蓝本，有一整套速成方法。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应付美国式的托福和GRE考试的能力，让美国的考官们也大吸一口凉气。中国学生做英文试题的水平，比土生土长的美国学生不知道要厉害多少倍。近几年以来中国考区出现的高分学生，分数之高让老美瞠目结舌，大呼上帝。“中国人是考试动物”，他们无论怎样变化考题，中国学生依然以不变应万变，以一本“红宝书”而稳操胜券。美国佬曾经试图进行“制裁”，但是师出无名，想来想去，终于也拿“红宝书”没有办法。
   90年代的出国热，比起80年代来，热度更高，波及范围也更广。一位北大物理系的师兄告诉我说，他们全班同学在大洋彼岸开同学会，居然一个不差。他们的大学岁月，全都是与“红宝书”相伴着度过的，“红宝书”简直就是他们青春时代的最亲密的“情人”。那么多的北大人在彼岸生存与创业，我不知道应当替北大高兴还是替北大悲哀。一方面，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能够出国留美，说明他们的确是中国青年当中的精英。托福和GRE考试是目前所有的考试中最公平的考试，通过这两种考试的人，在智力上无疑是优秀的。他们的优秀也就是北大的优秀，这当然让我高兴。另一方面，北大也逐渐变得跟清华没有什么区别了，大家都是“留美预备学校”，也用不着谁不服谁的气了。1999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有记者随机访问北大学子，许多书包里背着“红宝书”的学子对“五四”居然一片茫然。这又让我不能不感到浓重的悲哀。
   对于90年代的出国热，我的态度是复杂的，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这个话题，真个是“剪不断，理还乱”。“出国去”，仅仅90年代青年学子们的选择之“一种”。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谁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许多人出国的念头是被逼出来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在国内罕有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与条件，而一旦出国一趟，立即脱胎换骨，镀上一层金身，让同胞刮目相看。正像也是身处海外，有着深切体验的著名学者丁学良教授所说：“如果变成了外国公民，一回到中国就会身价百倍，领导人接见宴请，主动征求他们对中国政策和问题的批评建议。他们所到之处，当地官员陪同参观，处处事事上享受着中国知识分子享受不到的待遇和权利。”他愤怒地质问道：“为什么在中国，只有那些拿了别国护照的中国人才有评论自己国家的资格？”我想，在这样的一种现实背景下，谁也没有理由对年轻一代人一心一意出国去的选择横加指责。但是，我总是觉得有点儿不对头，总觉得虔诚的“托派”们像是快要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最早觉察到危险来临、匆匆逃生的老鼠。这个比喻可能太刻薄了。我又想起90年前，有一位名叫梅贻琦的19岁的青年到北京参加“游美学务处”的考试。尽管这是一个人人羡慕的机会，但是年轻人却对清廷的考官梁诚说，使用庚子赔款留学，感到有一块“国耻纪念碑”横亘在自己的面前。后来，这位年轻人学成归来，当上了清华大学的校长，赋予清华崭新的灵魂，把清华变成了中国人自己的清华、为中国的民主和富强奋斗的清华（可惜的是，1949年以后，这个清华不复存在了）。
   也许，90年代的清华学子和其它学校的学子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啃着自己的“红宝书”，以在托福和GRE考场上过关斩将为人生之最高目标，他们早就不知道老校长的名字，更不知道他的故事了。这不，北大的三角地，又张贴上了一张广告：“重金2万元：征求女性托福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