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悲情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大师曹禺逝世了。他的晚年是祥和平静的，却又是激荡起伏的。他看见了许多事物，一些人的面孔骤然一亮的场景，但是他说不出，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孤独的。灵感就像胡地八月的狂风，时时来侵袭他空旷的心灵，但再也没有千树万树梨花开了，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痛苦的。
   曹禺始终是个青年，始终是那个在清华园是琅琅读书的青年，是剧本中那些生命在燃烧的青年。然而，他不得不接受衰老、接受白发、接受腿脚的不灵便。精神的年轻与躯体的衰老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的女儿万方方：“我们对爸爸也有一套，烦心的、不顺的事情不和他说，尽可能说些有趣的、带劲儿的事，我说我儿子踢球了，喜欢和女同学来往……然而我渐渐发现，事物本身并没有一定的色彩，重要的在于青春，在于乐观，而我爸爸在听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之后，想：那又怎样呢?他无法满足。”

   他怎样才能满足呢?对于作家来说，只有创作才能令他满足。曹禺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睡眠必须依靠安眠药。安眠药能让他放松吗?吃了安眠药后，种种潜意识就会变成话语。他多少次地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反复说要写，写真实的人。有一次深夜里他连声叫女儿，说：“你再不来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那时，他的身子软绵绵的，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但他的灵魂一定曾站在窗台上，感受着外边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
   “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事实却是：晚年曹禺的创作出现了十八年巨大的空白，令人困惑也令人惋惜的空白。晚年的思想，如同秋叶绚烂且静美。许多第一流的作家，往往将写作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而且出现创作上的飞跃和升华。曹禺本该如此，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然不能提笔。“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呀!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他是怎样忘情地想着“地狱天堂”般的舞台和驰骋于上的伟大演员呵，但他再也登不上舞台了。
   晚年，他与传记作者田本相谈起“王佐断臂”的故事，王佐为了让陆文龙从金兀术的阵营里反正，断臂以求信任。曹禺动情地说：“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使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是艺术家的温床，即使是天才，也无法置身于中国的“灾难”之外，你能与现实获得距离感么?你能拥有“自己的园地”么?不能。企图“半瓣花上说人情”的周作人身不由己地成了汉奸；而能够“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的鲁迅，晚年也免不了褊狭的神经质。更何况本非强者的曹禺呢?曹禺是个过分善良、过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他无法克服内心深处的软弱。正如钱理群先生在《大小舞台之间》一书中所剖析的：“他太爱护自己，更确切地说，他怜悯自己，也就无力战胜自己。”
   也许软弱是人的本性，不然为何帕斯卡尔把人比作会思想的芦苇呢?芦苇在狂风之后能挺立起来，人呢?受到摧残、受到压抑、被虚伪所包围、被日常经验所支配的人呢?万方这样写道：“他总对我说，小方子，人老了，真是没意思。他持续不断的悲哀感染着我，使我难过。我知道，他也知道，他活在躯体的牢笼里，再也当不了自己的主人了，他的思想成了苍白、稀薄、不断飘散而去的雾，由于他抓不住什么东西，他懊丧极了，以至于他不再想去抓住什么了。”真正的晚年沉浸在挫败感之中，而不是满足感之中。像曹禺这样辉煌过的大师，也不能摆脱挫败感的纠缠。这种心理，并非“得陇望蜀”、“此山望见彼山高”所能概括，树下还有很深很深的根系。这种挫败、这种痛苦，已经内化为一种性格。融在血肉里，剔也剔除不去。那么稀薄的一点，却把人折腾得够呛。
   曹禺笔下有一系软弱的人物：《雷雨》中的周萍，《原野》中的焦大星，《日出》中的方达生，《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家》中的觉新……时代的嬗变、文化的压迫、心灵的焦灼、理想的苍白，使他们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其中，多少有曹禺自己的影子。最后两年，他一点点地放弃痛苦，放弃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愿望，他不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当初我应该当个教师，当个好教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这种对自我的怀疑与否定，是蚕无法破茧而出的瞬间所说的实在话。曹禺渴望当一名普通教师，但他能满足随遇而安的欣然么?他充当的是另一种教师的角色，这个角色太沉重了。他说：“钱钟书，人家才是真有学问。”曹禺当年在清华与钱钟书一起并称一龙一虎，他对钱钟书的赞赏、羡慕是耐人寻味的。就个性而言，钱钟书比曹禺更加软弱；就生存智慧而言，钱钟书“游世”的技巧比曹禺更加高明。是不是这些，让曹禺丧失了本来不多的自信?
   衰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有的人进入老年，迟钝了，麻木了。而曹禺则不同，他不停地提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奥尼尔，他意识到自己跟他们的差距，而衰老让这种差异无法弥补和缩短。托尔斯泰是他晚年的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托尔斯泰走了”，是跟“苏格拉底死了”一样令人揪心的命题，它像冰山一样横亘在曹禺面前。一谈起托翁，曹禺便不能自己：“他三十几年的痛苦、他像农民一样活着，他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大吃、能吃极了，八十二岁呀，吃一大碗生菜。他出走了，他三十年前就想走，没走成。安娜说你一走我就自杀，他不想跨过她的死尸走路。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刚才还希望普通、平凡，现在却又期望伟大、崇高，上穷碧落下黄泉，可怜的老人被悬置在空中。
   托尔斯泰不是“想”成就“能”成的。“就曹禺，还想当托尔斯泰?”这绝非一句自嘲的玩笑话。他受得了上帝对现代约伯的严酷惩罚么?受不了，他自己知道。“我要成托尔斯泰，成不了啊!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我想走了，不要这个家了，我把你们的债还了就走……”这只能是个梦。我觉得，曹禺最好的作品应该是《北京人》，《北京人》里最生动的人物应该是曾文清。曾文清就像笼中的鸟一样，何尝不想飞?可是，翅膀太重，“飞不动了”。这四个字是悲剧的最高境界。艺术家都是有些先见之明的，“飞不动了”，岂不是曹禺对自己晚年的预感?结局被他不幸言中，他的生命在他的人物里，他的人物在他的生命里，只有艺术家才有这份敏感，只有艺术家才有这种智慧。在清华大学宁静的图书馆里，他铺开稿纸，工工整整地写下《雷雨》两个字，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在四川长江边的小江轮上，他点着油灯，一幕一幕地写《家》，江水拍打着船舷。多少年过去了，除了遗憾之外，还收获些什么呢?
   历史是无法责怪的，因为历史无法选择。性格也是无法责怪的，因为性格同样无法改变。究竟是曹禺欠我们些什么，还是我们欠他更多?他的局限之于他的成功，就像硬币的两面。在这生存的悖论中，我们不必纠缠于合理或不合理，更不要可笑地提出诸多假设。曹禺就曹禺。他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是曹禺，他晚年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潮水般的悲情。杜鹃声声，他分不清是梦或是现实。“人老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上帝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了，该走了。”这是戏剧大师最后留给世界的话。
   而人生，终究不像戏剧一样，能由戏剧大师随意调度。那么，无论结局如何，接受它吧。
   
   （后记）
   许多天才都是软弱的，曹禺尤其是一个软弱的天才。
   在曹禺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他根据巴金的小说《家》改编的同名剧本《家》。曹禺的改编简直就是“化银成金”。那是现代戏剧史上少有的充满了诗情画意的作品。可惜的是，许多人都不知道这部作品的存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有好几位好心的作者给我来信指出，我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将巴金的《家》归到了曹禺的名下。我不禁哑然失笑，同时又为天才之作被湮没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