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故居
   
   
   我在中山大学美丽的校园里瞻仰过陈寅恪先生的故居。优雅的小楼被精心保护起来，外面空地上依然是芳草凄凄。院子里那条通往大门的碎石小路，据说是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专门下令为陈先生修建的，为的是让目力不好的陈寅恪先生进出方便。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一个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一心一意去研究冷僻学问的知识分子，能够获得如此礼遇，应当算是一个奇迹了。后来，这也成为陶铸的一大“罪状”。

   但是，陈寅恪真正的故居却在江西修水——古名义宁。在中国风云激荡的近代史上，陈家有着极其显赫的地位。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戊戌变法期间“湖南新政”的领袖人物，也是变法失败之后被清廷免职的最高官阶的大员之一。陈宝箴所设想的以湖南一省为样板、脚踏实地地推行新政、继而推展向全国的改革模式，比起康梁拼命抓住光绪皇帝这根并不牢靠的救命稻草、至上而下实施变法的思路来，显然具有更大的成功的可能性。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维新四公子”之一，也是同光年间“宋诗派”的领军人物。他影响张之洞支持维新，并与梁启超共同呐喊，也是风头浪尖上的人物。而作为第三代的陈寅恪、陈衡恪、陈登恪，个个在文化上都有不凡的成就。因此，陈氏家族在江西修水的老家，其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陈寅恪故居”。在这里生活过三代人，都从各自的角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人居住在房屋中，房屋成为人当年活动的历史记忆。这所外表看上去很普通的老房子，有着相当丰厚和博大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着“义宁陈氏”的风骨和品格。
   然而，陈氏故居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管理，现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倾倒。陈家的后人多在外地和国外，虽然也想整修老屋，却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修葺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了。于是，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当地的一名政协委员提出了政府拨款维修陈家故居的议案。没有想到，这一议案却遭到地方行政首长（大约是县长）的严词拒绝。该官员在酒足饭饱之余堂而皇之地说：“陈寅恪是谁？那破房子，我看也没有什么价值，倒了就让它倒了吧。”
   这正应了王朔所说的“无知者无畏”——这位“父母官”大约可以跟我们的“码字大王”王朔先生攀上兄弟了。在我看来，作为一方当政者，理所当然对发展地方经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老百姓判断一个地方官员的施政能力如何，首先就看他抓经济的能力、他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但是，只知道抓经济的官员绝对不是一个好官。优秀的地方官员，应该是一个对地方的历史、文化、民俗、地理和经济诸多方面都了如指掌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应该具备基本的人文关怀和环境意识。法国南部某小城的一位市长，在十多年的任期里，都把休息日花费在维修当地的历史古迹上。他本来就是一个建筑工人出身，在节假日便脱下西装换上工作服，亲自拿起工具，义务装修那些小城人引以为骄傲的名人故居。这位市长说，他卸任之后将“专职”承担这项工作，这项工作甚至比当市长更加重要。市长会更换无数个，而历史名人的故居一旦毁坏了就再也无法复制和重现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任职修水的那名地方官员，居然连当地的骄傲——陈氏家族的历史也一无所知。他算是一个称职的官员吗？在他的心目中，开办一家工厂显然比修葺一处故居更加重要。他理解不了，只有文化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所破旧的故居，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外，也许能够给修水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带来“标王”广告也难以达到的知名度。我从这名官员对历史文化的轻蔑和忽视中，可以推断出他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施政风格来。这样的施政风格，将对一个文化之乡的命脉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这么破的房子，倒了就让它倒了吧！”——假如陈寅恪先生地下有知，对于这样的狂言，夫复何言？
   修水的官员和民众，总有一天会意识到陈寅恪故居的价值，总有一天也会以他们自己的“老先生”而自豪。从某一短暂的时段来看，在权力的面前，文人是软弱的，文化是软弱的。但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权力早已灰飞烟没，而文化却还在绵绵不断地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最后的胜利乃是属于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