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寻找安慰？
   ——评摄影家周传荣的系列作品
   
   我们必须尊重一片麦地，不是为了它自己，乃因为这是人类的营养。

   ——西蒙娜•薇依
   
   
   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陷入巨大的“空洞化”的深渊的时候，摄影是“空洞化”体现得最为明显的一个艺术门类。在一个所谓的“读图时代”，摄影图片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从以《北京青年报》为开端的用整版篇幅刊登巨幅新闻图片，到以《新周刊》为代表的“时尚休闲类画报”成为阅读主流，摄影家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无比繁荣的“图片市场”。同时，柯达、富士、爱克发等国际著名胶卷生产商也开始赞助各类摄影活动，设置各种摄影奖项。这种“过度介入”，将作为艺术创造的摄影迅速纳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商业帝国”的体系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还没有摆脱“泛政治化”和“权力崇拜”传统的中国摄影界，又面临着金钱的诱惑与招安。于是，在各种报章杂志上，在各类摄影展览中，我看到的是一幅幅没有灵魂的画面。摄影家们都热衷于描绘“朱门酒肉臭”，而竭力回避“路有冻死骨”；他们看到了城市里越来越高的大厦和越来越宽的马路，他们认为这些就是“现代文明”辉煌的成果，用镜头表现这些事物就是摄影家的责任。然而，我却遇到了一位“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摄影家周传荣，他有一双跟别人不一样的眼睛——更确切地说，他有一颗跟别人不一样的心灵。
   最早，周传荣在江西拍摄自然风光和古老民居。后来，他来到“每一个空气分子里都渗透着金钱的气味”的广州，拍摄这个城市背后不为人所知的秘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广州的棚户区和贫民窟了，他在那些斑驳的墙壁和黯然的面孔上发现了城市的伤痕。终于有一天，有一个地方官员斥责他“专门拍摄广州的阴暗面”，他只好离开供职的报社，背着摄影包来到北京。几年来，他住在最破旧的四合院里，随着拆迁工程的实施，几经搬迁，却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镜头。即便是那些几代居住在胡同里的老北京，也没有他那么熟悉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周传荣说，他要记载下历史、记载下心灵、记载下这些“会说话的房子”。
   当周传荣刚刚住进四合院一个没有暖气的小房子的时候，房东和周围的邻居都用警惕的眼光注视着这个奇怪的外来者。他与他们的交流是从“厕所外交”开始的，在肮脏而拥挤的公共厕所里，周传荣与老人和孩子亲切地招呼和交谈，并把自己拍摄的照片给他们欣赏。于是，信任从厕所开始，老百姓们不仅不再拒斥他的镜头，而且自然而然地在他的镜头前欢笑、哭泣和诉说。日积月累，周传荣拍摄了数千张“北京胡同系列”的照片。在我看来，这些照片跟时下坊间流行的《老房子》之类的摄影图书具有截然不同的质地。我在每张照片的背后都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呼吸和汗水，以及被拍摄的人物的哀伤和痛苦。对于正在消失的、一片又一片的四合院，周传荣的态度与那些装模作样地“痛心疾首”的“文化学者”全然不同。那些文化名人向来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周传荣却每时每刻都与百姓们生活在一起，他学会了冬天怎样使用“土暖气”，也学会了如何从老鼠洞中抓老鼠，他真切地体会到这一切与“诗情画意”无关。对于某些文化名人来说，关心四合院的存亡是表达他们的“文化关怀”的最佳切入点；而对老百姓来说，无论在四合院里还是在高楼大厦里，他们最需要的其实是“安慰”、“尊严”和“爱”——这正是周传荣独到的发现：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失去安慰的城市里。我们得不到别人的安慰，也没有要去安慰别人的意识。基于这样的视角，周传荣捕捉到了若干个惊心动魄的瞬间：受伤的老房子在流血，被漠视的老百姓在任由伤口溃烂，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安慰呢？正像海子所追问的那样：“天空一无所有，有谁给我安慰？”
   在周传荣所拍摄的照片中，主角大多是“劳苦负重担的人”。他的作品中有“乞丐系列”、“民工系列”、“妇女系列”等等。他不愿拍摄财经报刊上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也不愿拍摄小资画报中那种刻意制造的浪漫，却愿意跟乞丐、民工、流浪者以及胡同里像“压伤的芦苇”一样的老百姓交朋友。他没有金钱，也没有特权，解决不了他们的面临的种种问题，但他至少还能用镜头来给他们唯一的安慰。一生尝试着像工人和农民一样生活的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伊曾经写道：“人类良知在这一点上绝不会改变。数千年前，埃及人就在思考，一个人在他死后其灵魂绝不会得救，假如他不能说：‘我没有让任何人忍饥挨饿。’每一个基督徒都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会面临基督这样的话：‘我饿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吃的。’所有人看来都处在通向这样一个社会的过程中，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不再遭受饥馑。要是向任何一个人问一个原则问题：假如一个人有丰富的食物，当他发现有个人倒在他门口饿得奄奄一息，行将离世，而他却从那人身边跨了过去；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样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同样，周传荣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不是物质的匮乏，乃是心灵的隔绝。他与街坊们一起啃着热气腾腾的烤红薯，他帮助面临拆迁的老人联系新闻媒体反映问题，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暂时”来到这里的“摄影家”，更重要的是，自己也是也知冷知暖的“扎根”的“人”。一个冷酷自私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其背后也不可能没有灵魂的言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包括摄影在内的一切的文学和艺术，都是失去了安慰的人类彼此给予对方的温暖。我在周传荣的“城市雕塑系列”、“古玩系列”、“警察系列”等作品中看到了作者冷峻而严厉的批判意识，比如他对欲望的批判、对麻木的批判、对狂妄的批判、对权力的批判以及对虚假的批判，无不切中时弊、庖丁解牛；同时，我在周传荣更多的作品中发现的却是一颗在星空下哭泣的心灵，在那些黑白分明却无能为力的时刻，哭泣也许是最真诚的表达。
   长期以来，周传荣的作品没有得到“摄影界”的认可，或者说，“摄影界”无法面对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很少有发表的机会，也很少遇到知音的回应。这样的命运也许是一种必然。德国作家黑塞说过：“艺术家和思想家的道路，是值得做任何献身的美丽的道路。对真理的热爱，拥有想要进入美之国度的热望，心中强烈愿望承受此光芒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经常孤独，不被理解而终其一生。或许有好几次回返少年时代反抗和毫无责任的态度，但他的命运仍是高贵，意义深远，付出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我有好几次看到周传荣面对自己拍摄的一大堆照片放声痛哭，这让我想起了抱着挨打的马痛哭的哲学家尼采。尼采为什么会抱着一匹“素不相识”的老马痛哭不已呢？因为“感通”，因为他在想象中觉得马的无辜挨打，就如同自己的挨打。为什么尼采会如此觉得呢？因为他对马的生命价值和马的自由的认同：本来在大自然中长啸奔驰的马，如此优美，如此自由，其生命的价值如此高贵。被人类以巧智驯化以来，与人共同生活千万年，付出如此多的忠实的辛劳，有何对不起人类的地方？人类有什么理由动辄残酷鞭打它？自由的灵魂是相通的，对人类已经绝望的诗人哲学家，看见自由、高贵的马受到卑鄙的人类的无理摧残，无以诉诸言词，终于失声痛哭起来，哭得如此伤心。在我看来，周传荣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痛哭，他在“都市的村庄”中不断受到伤害，那些被压迫、被捉弄、被挤压的弱者的命运他全都“感同身受”。受伤之后怎么办呢？他用摄影创作来为自己疗伤，每一张照片都是他的一滴泪水凝结而成的。
   从世俗的意义上来看，周传荣是一个“失败者”。然而，正如黑塞所说：“对艺术家而言，除完成自己的艺术之外，并没有向什么事‘挑战’的意义。当然，有的艺术家有时是世界改良者、斗士、传教者。但其努力是否成功，不在于其信念与热望，而在于作为艺术家之业绩的本质上。”周传荣为我们留下一张张他用心灵拍摄的照片，这就足够了——这些能够发出温暖的照片，本身就是一无所有的我们难得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