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几年之前，当“三高”这个名词出现在报刊上的时候，恕我孤陋寡闻，我真不知道“三高”是什么意思（中国人对“三”有着一种病态的喜好，凡事都喜欢往“三”上面凑）。后来，我才恍然大悟：所谓“三高”，指的是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这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不久前我又看到媒体上报道说，“三高”将身着黑色燕尾服、站在紫禁城的古老红墙之间的舞台上，为“中国人民”演唱近三十首脍炙人口的歌剧选段或歌曲。

   远在1990年7月7日，第十四届世界杯足球赛在罗马闭幕时，三大男高音首次联袂演出引起轰动。随着包括英国查尔斯王子、已故戴安娜王妃在内的多个国家的总统、首相等频频光顾“三高”音乐会，“三高”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三人由歌坛的竞争对手变成商场的合作伙伴，“三高”逐渐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演出“品牌”。他们一次又一次为体育、慈善、环保、和平的歌唱，让古典音乐的“精髓”变成大众乐于接受的一种“盛典”。
   当北京中艺公司开始策划“三高”北京之行的时候，“三高”那老奸巨滑的经纪人鲁道斯张口就要了个世界级的天价——一千万美金。后来，经过反复砍价，终于以六百万美金成交。不过，鲁道斯连晚会的海外播映权、影碟版权、录像录音权、采访权等都没给中艺，等于六百万美金全都耗在了两个钟头的广场音乐会上。中艺公司只能指望依靠两千美元一张的门票收回投资。不过，据可靠消息披露，“午门演出”的当晚，持各等票证莅临现场的大部分官员和影视明星，都不是自己掏腰包买票的。
   两千美金，也就是一万六千多元人民币。这一张门票的价钱完全可以维持我一年的基本生活——而对于那些还在为温饱而愁苦的偏远乡村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得打上多少斤谷子来才能挣得这笔天文数字般的收入呢？人比人，气死人，不比也罢。有明星宣称，这两千美金所换得的艺术享受，岂是在家里看电视所能领略的？正如《南方都市报》记者任田的感叹：“天价就天价吧，现场还来了好多天仙似的中外美人，大家冲着这两千美金一回的阵势发足了劲赛靓，穿晚礼服的、宝姿套装的、长短旗袍的、露胸的、披肩的、中国人、外国人，衣香鬓影，花团锦簇，都快赶上一个中国的小型奥斯卡了。偶尔人群中有几个穿着粗糙、满头臭汗叫叫嚷嚷的哥们儿，不是中央电视台直播车上的，就是各地背着器材的摄影记者。”
   看来，“三高”演唱会上算是“精英荟萃”了，它变成了“先富起来的”那部分高等华人耀武扬威的一次机会。细心的记者还比较了世界各地演唱会的不同票价：“在美国的百老汇看上一场最高水平的歌剧，包厢的价钱是三百五十美元；汉城申奥旅游团包往返机票、包四星酒店、包四天游玩、再包三高演唱会的价钱是四千大元人民币，巴黎春天艾菲尔铁塔下的‘三高’演唱会头等票是七百美元……比起咱们紫禁城音乐会算什么呀，才是一个零头。”如此看来，中国显得比欧美发达国家还要富有了，我们提前实现了“超英赶美”。此时此刻，谁还能不油然而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呢？
   我在电视里观看（同时也“听”）了央视的部分实况转播，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老老实实地说，我确实听不懂他们唱的是什么内容，也领略不到“三高”们唱腔的奥妙——虽然这样说似乎显得我没有“文化”。我还打电话给一位音乐家朋友，询问他的感觉如何。这位优秀的音乐人也是通过电视看画面、听歌声。他不以为然地告诉我说，这次音乐会的效果简直糟透了，“三高”的情绪根本没有到位，尤其是帕瓦罗蒂一直显得魂不守舍。他们并不太“敬业”。确实，“三高”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高雅华贵，他们跟国内那些疯狂走穴的明星没有什么两样。由于紧张的日常安排、疲劳的环球飞行，他们在这次演唱会上连寻常水准都没有发挥出来。
   对“三高”的评价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我更担心的还是故宫的保护。如此巨大的一场演唱会，为什么非得安排在故宫的午门呢？究竟是哪个政府官员批准的？有没有经过文博专家的论证？媒体上都没有蛛丝马迹。我想进一步追问的是：这场演唱会是否已经重要到了以不惜损害故宫为代价的地步？故宫方面有没有拒绝演出的权利和法律地位？午门的每一块砖头、每一面墙体，都是无法复制的历史遗产，如果弄坏了的话由谁来负责？又有谁能够负责？（是政府官员？是演出公司？还是故宫管理者？）尽管相关新闻中反复强调说，演唱会的组织者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文物保护问题，对安装灯光和座椅的每个细节都作了无微不至的安排，但我还是忧心忡忡：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三高”刚刚离开，拳王又抵达了。首先到达北京的，是拳王们的经纪人唐•金。这个自称崇拜毛泽东、每天读毛选、同情第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美国黑人，刚刚来到中国便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有人甚至评论说，唐•金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一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然而，我也是“中国人民”的一员，我却从来就没有把此人当作我的朋友来看待。
   我看见唐•金在电视上侃侃而谈的镜头，偏偏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段往事：拳王泰森出狱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唐•金这位昔日“亲如手脚的兄弟”，挥拳将其打得鼻青脸肿——因为唐•金趁着泰森入狱的机会，侵吞了泰森数年来多达数千万美元的各种报酬。唐被泰森打掉牙齿后被迫往嘴里咽，他没有报警。因为这个无比精明的商人知道，一旦泰森再度入狱，自己失去了组织比赛的机会，也就失去了一口袋一口袋的金钱。他虽然被痛打了一顿，对外却宣称这是一场“误会”，他与泰森的“友谊”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影响。然而，泰森对媒体说，唐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吸血虫”。我想，没有谁会比泰森更了解唐这个人了。
   这次来中国也一样，尽管这个家伙口口声声说如何热爱中国、如何热爱毛主席、一直跟“第三世界人民”站在一起，但他要起钱来却丝毫不手软。他一边去毛主席纪念堂朝拜，一边照样享受他那大资本家穷奢极欲的生活；他穿着印着毛泽东头像的汗衫，同时要求在合同中制定最严苛的条款。对于唐来说，究竟是热爱中国，还是更热爱中国的金钱呢？答案不言而喻。后来，因为拳王的感冒，拳王赛暂时搁浅了，唐失去了一次在中国大发横财的机遇——在中国赚钱比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容易。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三高演唱会和世界拳王比赛成为媒体上的热点和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让我弄不明白的是：国人为什么会对“三高”演唱会和拳王争霸赛之类莫名其妙的活动如此热衷？难道在我们的国土上举办过这样的活动，就能证明我们“与国际接轨”吗？难道“三高”和拳王们来过中国，就能表明中国已经变得空前强大吗？在中国，演唱会和拳王赛的票价炒得比欧美昂贵若干倍，难道这就能够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依靠某些“象征物”来证明的强大绝对不是真正的强大，正如“满汉全席”的奢华并不能证明大清王朝的文明和进步。某些官员想依靠“三高”和拳王为自己的脸上贴金，来证明中国的“繁荣昌盛”。其实，他们的骨子里还是极度的自卑和猥琐——自己的强大何须由他人来证明呢？这与帝国时代炫耀来自各方属国的贡品和“文革”时代四处传送一个伟大的芒果，思路简直就如出一辙。
   另一方面，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活动的昂贵的票价，显然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三高”和拳王的表演，跟真正的“人民”毫无关系。因此，我想劝告记者朋友们一句话：吹捧这些活动固然是你们无法回避的工作，但是你们在吹捧的时候还是少打“人民”的旗号吧！“人民”并不是可以由你们任意玩弄和侮辱的！
   就我本人来说，对高雅的演唱会和残酷的拳击赛都没有任何兴趣。我私下里想：与其在这类华而不实的活动上花费巨额的金钱，还不如踏踏实实地把钱用到刀刃上，用到事关百姓日常生活的事情上，比如教育、比如医疗保障、比如环境保护。我们并不是像中东地区的阿拉伯石油富商们那样，钱多得用不完，需要招歌唱家和拳王们上门来为单调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相反，这我们这片土地上，尚未“脱贫”的同胞还数以亿计。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作为“中国人民”中的一员，我不欢迎你们再来。
   
   
   后记：
   最近，媒体报道了这样的一个消息：故宫博物院状告中艺公司，追讨其拖欠因举办“三高演唱会”而承诺支付的两百万元的场地费和劳务费。而中艺公司居然声称，演出是“公益性质”，并没有赚钱，所以拒绝按照合同付款。
   对此，我感到莫名惊诧：两千美元一张的门票，究竟有多少是“公益”的成分呢？主办者的收入是否真的捐献给了公益事业？对于这笔资金有没有特别的部门专门进行监管？看来，丑闻还在继续演绎着。我更想知道的是：当初的那些批文上，究竟有哪些官员的签字呢？后来，法院判定中艺公司必须向故宫支付相关的费用。商人的狡辩没有成功。但是，我真的希望此后再也不要出现这类丑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