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与李昌平
   
   他自己不会燃烧，但点燃了漆黑街道上的街灯。
   ——梅列日科夫斯基《思想断片》

   
   
   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一名“高等华人”，但是他却走向了贫瘠而忧伤的乡村，为全球乡村改革奋斗六十年。他身体力行、含辛茹苦，屡战屡败而矢志不移，不仅泽被同胞而且将文明的种子撒播于亚洲、非洲和南美。因为他卓越的贡献，被国际社会评价为二十世纪与爱因斯坦并肩而立的伟大人物。
   他就是领导“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和“平民教育运动国际委员会”的晏阳初。
   而他，是一名平凡的乡党委书记，是中南财大的研究生，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一年乡干部、十万白花银”的“制度的馈赠”，但他却毅然站在农民一边，为申明父老乡亲的疾苦而不惜触犯官场的“潜规则”。他招致了贪官污吏的仇恨与围剿而被迫辞职远行，却受到了一切良知尚存的同胞的尊重，并被《南方周末》的读者投票评为“两千年度风云人物”。
   他就是含泪向总理上书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李昌平。
   从晏阳初到李昌平，这是一群“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他们无意于做大人物、当大官、出大名、发大财，他们看到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日益分裂为“都市中国”和“乡村中国”两极。在“都市中国”，凭借他们的才学，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成为“人上之人”；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乡村中国”，义无反顾地把自己降低到“人下之人”的位置上。他们的事业饱受挫折和摧残，他们却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正道。在这一生命谱系中，扶持者和跟随者虽然寥寥无几，但晏阳初和李昌平却带给人们一种最为直白的启示：我们如何去爱人和爱国。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并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高官的蒋廷黻说过：“事实上，中国的代表人还是种地的乡下人。我们有几个人愿意过问他的事？能够了解他的事呢？然而他们不但是我们的代表人，还是我们的基本人。一切一切都是这种地的乡下人拿血汗换来给我们的。现在这些人的负担太重了，跨骑在他们背上的人太多了，他们快要倒地了。他们倒地的日子，就是我们整个政治经济文化总崩溃的日子。”晏阳初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李昌平生活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他们在不同的时空中悟出了一个相同的真理：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将农村和农民排斥在外，必将是一种“伪现代化”。任何依靠压迫和掠夺农民而“强大”起来的政权，只能是一种虚假“浮肿”。以剥夺广大农民的“好日子”而让少数特权阶级过上的“好日子”，必然不会持久。在深重的危机和溃败的人心中，晏阳初与李昌平逆流而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我们划出了一条良知的高线。
   晏阳初喜爱音乐，尤其喜欢波兰著名钢琴家帕得勒夫斯基的曲子。帕氏曾经担任过波兰国务总理，他有一句名言：“当我是主人以前，我原先是一奴隶。”晏阳初对这句话深有认同。在《圣经》中，耶稣为门徒们洗脚，并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约翰福音》13：14）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晏阳初从美国学成归国之后，面临着人生的抉择——像今天踌躇满志的“海归派”们一样，为学、经商和从政的大门都敞开着。然而，晏阳初却做出了“海归派”们想都没有想过的选择：到农村去，到中国的腹地去，到挣扎、呻吟着的“活的中国”去。晏阳初意识到：“究竟中国的‘力’在什么地方呢？它潜藏在广大的占有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老百姓当中。几千年来他们就这样勤苦地、天真地、浑朴地流出他们的血汗，他们应该有权利要求合理的生活，也应该有能力安排他们的生活。但，不幸，他们受了封建传统的压迫，以及外来强权的欺凌，以致他们一天甚于一天地过着牛马生活，到今日，他们实在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在今天，已只有‘民’而无‘力’，这是中华民族极大的悲剧、极大的危机。”他认为，既不认识农村，如何去教育农民？首先必须“自我革命”，虚心诚意深入农村，先做农民的学生，然后才可以与农民亦师亦友，向农民传播新知识、新技术。晏阳初从教育入手、从农村入手，去发现和开掘中国的“民力”。
   罗斯福总统发表人类四大自由原则，但晏阳初指出“人民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尤为重要，这第五项自由是前四项自由的基础。一群文盲，何谈言论自由等等？于是，“平教总会”创造了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同时连环并行制度。他们以河北定县为基地开始试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抗战爆发之后，他们又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湖南、四川两省继续工作。此后又是国共内战，两党各自驱使数百万同胞兵戎相见。值此危急关头，晏阳初发表了一篇沉痛的讲话：“这三十年来，我们的工作不能满意，今天的处境更使我们痛苦。我们要做还是不能如理想去做；不做又复深感良心不安，只有在艰苦之中，冒着漫天烽火，站在人民当中，含着眼泪、咬定牙关，做一点算一点，做一滴算一滴；除了加倍努力之外，再渴望各方面共体时艰，捐弃成见，转阴翳为光明，化暴戾为祥和，都站在为人民谋福利的立场上，以工作成绩相竞赛。那时，民力才能发扬，民主才能实现。”隆隆的炮声淹没了晏阳初的真知灼见，以夺取权力为旨归的领袖们，谁会接纳这位“堂吉诃德”的意见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晏阳初远走海外，在菲律宾、泰国、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加纳等国继续他的乡村教育改造运动，把三十多年来在中国的经验向全球推广。
   对于李昌平来说，他本来是权力金字塔结构最底层的一块砖头，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中，他无须对自己管辖的四万农民负责，因为他是上级任命的。他只需要讨那些比他级别更高的官员的欢心，完成乃至超额完成征粮、收税、计划生育等任务，就可以让自己迅速“致富”，并获得升迁的机会。然而，他却迈出了脚，跨过线去，站在了老百姓那一边。用瞿秋白评价鲁迅的话来说，他成了他的那个阶级的“贰臣逆子”。李昌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不能无视连丧失劳动能力的八十岁的老人和刚刚出生的婴孩都得按人头缴纳数百元摊派的现状，不能让自己由一个“农民之子”随波逐流地沦落为官场上的一头“衣冠禽兽”。老人们跪在这名“七品芝麻官”之外的“不入流”的“青天大老爷”的脚下哭诉说：“李书记，你说说，中国有哪朝哪代，当官的要我们八十多岁的老人交税的？”李昌平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在乡村工作了十七年，他也“管制”了农民十七年。他目睹了农民分田分地、当家作主的喜悦和弃田撂荒、背井离乡的无奈。农民一年四季辛勤耕种，到头来不仅一无所得，却还得贴钱才能完税。一个农民兄弟对李昌平说：“好多女孩子，初中没有毕业，南下打工去了，哪里是打什么工啊！去卖肉！隔壁就有两个女孩子，一个十八岁，一个十六岁还不到，已经在外‘打工’两年了，家里就靠这两个女孩子‘打工’的收入交税费，养活全家，还要支付她们母亲的药费。”李昌平能够无动于衷吗？
   于是，李昌平含泪上书朱镕基总理，痛斥官僚体系的谎言与腐败，挺身为农民兄弟要求真正的“国民待遇”。他知道这封信一旦寄了出去，自己必然遭到“潜规则”的清洗和驱逐，但他还是说出了这满腔热血的真话。在我看来，李昌平的这封“上总理书”比那些“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和战略研究专家的任何“建言”都更有份量，其时代价值也远远超过了某些作家百万言的长篇巨构。这封信挽回了当代汉语的声誉，也成为当代思想史上无法忽略的一页。李昌平的文字，不是“智慧书”，而是“生命书”。学者余世存在《文字可以做什么？》中写道：“回顾历史，除了农民们苦苦求诉哀声不绝，留下来的记载依旧只是梁漱溟那苍凉的呼唤和彭德怀那悲壮的身影。现实似乎仍然不愿正视那样一个‘中国’，社会也仍然不肯思考一下它的存在意味着什么，为农民说话的‘李昌平们’因此就只好远避他乡了。”尽管“李昌平事件”又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结局，但李昌平的呐喊还是惊醒了无数麻木的心灵。参与评选《南方周末》“年度人物”的不乏政府高官、文体明星和财经天才，但人们却把最大多数的选票投给了李昌平，正如一位网友的评论：“现在最缺少的是什么？第一是良心！第二是良心！第三还是良心！所以我投李昌平一票。”
   从梁启超的“新民”到鲁迅的“立人”，启蒙先驱们苦苦探求着中国的希望。梁启超和鲁迅都发现了这样的真理：无“新民”，则无“新国”；“人”之不“立”，则“国”也不“立”。而最大多数的“民”与“人”，则是广袤的土地上的农民。梁启超和鲁迅意识到了必须“新民”和“立人”，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够“新民”和“立人”。晏阳初和李昌平沿着这样的方向往前走，他们向那些沾满泥土、布满老茧的手伸出了自己的手，他们坚信：人生的道路要与农民一起走。读完吴相湘写的《晏阳初传》和李昌平写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我不禁想起了故乡那同样浸润了农民的血泪和汗水的土地，想起了奶奶那把曾经割破我手指的老镰刀。未来的中国，不解决“三农问题”，富强和文明都只能是海市蜃楼。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就是：将自由迁徙的权力和拥有土地的权力归还给农民。晏阳初为此而奋斗了一生，李昌平也正在为此而呼喊。我想，我们有着一样的心灵，我们有着一样的命运——如果你还尊重“头上灿烂的星空”和“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那么，让我们一起参与到这一值得付出青春和热血的事业中来，让我们日夜地祈祷和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