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我“穷”故我“在”
   
   现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是一位勒紧裤腰带的总理。虽然掌握着仅次于美、日的全球第三大经济强国德国的政经大权，但他本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三次离婚使他“元气大伤”，二十多万欧元的年薪本来就只能相当于德国一个中等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收入，在支付完给前妻的补偿费之后更是所剩无几。因此，施罗德的生活水准也只好大打折扣。作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众多的德国中产阶级都在享受着高档次的生活：住豪华别墅、开奔驰轿车、乘坐头等舱飞机……这一切对于施罗德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德国政府专门为总理在柏林区建了一座豪华别墅，施罗德却无法享受——每月一千四百八十英镑的租金、加之来回交通费，令他望而却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施罗德与妻子多丽丝住在一套极其普通的公寓中，离总理办公室只有二十步之遥。公寓里只有一个卧室、没有窗户的浴室、小小的厨房和餐厅。如果继女来这里度周末，施罗德夫妇的双人床边就要多一个露营床，三人睡一屋。公寓虽小，可是由于地理位置优越，租金并不便宜——每月租金三百六十六英镑。房东并没有因为房客贵为总理，就放弃了漫天要价的权利；而施罗德也并没有因为维护总理的面子，就放弃了讨价还价的权利。几经周折双方才成交。最近，施罗德夫妇又搬到了汉诺威的一套三人间的公寓里。这里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一些，所以房间虽然大了一点，月租金却减少到了三百二十八英镑。
   为了省钱，施罗德私事外出一般都乘火车，而且还选择二等车厢。有时，他干脆就开着自己老掉牙的大众车。施罗德一家人周末出游大多是自己开车。德国政府给他配的高级防弹车不是其个人财产，如果周末使用必须按规定付费，他显然不愿支付这笔高昂的费用，便弃而不用。于是，每当周末的时候，柏林人常常在郊区遇到这样的一种奇怪的场景：一辆破旧的大众车在前面开着，开车的是总理施罗德；后面跟着一辆防弹的豪华轿车，里面坐满了保镖。

   施罗德每周只雇得起一次清洁工，而现任妻子、堂堂总理夫人多丽丝不得不亲自买菜、下厨、熨烫衣服。施罗德说：“我不会嫉妒那些过豪华生活的人。”当年律师事务所的同事们几乎都比他过得惬意，没有谁羡慕他这个穷总理。在普通德国人看来，即使贵为总理，也不过就是“首席公务员”而已，这一职务并不能带来多大的荣耀和财富。如果真的由国家公职而带来了“不义之财”，那么这位政治人物的前途立即就会毁于一旦。前车之鉴是德国前总理科尔——科尔担任德国总理十余年之久，并为两德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就因为一笔几十万马克来历不明的竞选经费而闹得灰头土脸、千夫所指。科尔不敢责怪人民的“无情无义”，而是乖乖地在电视镜头面前像小学生一样向公众坦白事情的经过。垂老的科尔说这番话的时候，比当年与戈尔巴乔夫进行针锋相对的谈话还要艰难。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刚刚被施罗德解除职务的国防部长沙尔平。因为收取了公关公司十多万欧元的“顾问费”，一夜之间沙尔平便毁掉了辉煌的政治前程。最近还有几名德国政坛的要人，如柏林市长、绿党主席等人，被媒体揭露出将公务航程的积分换取的免费机票使用于个人私事，他们被迫认错和辞职。看来，德国媒体和群众的眼睛才是雪亮的。在如此背景下，施罗德还敢有非分之想吗？他只好老老实实地过自己的清贫生活——我“穷”故我“在”。但是，施罗德也告诉媒体说，自己也在考虑业余多挣点钱补贴家用，而且全都通过合法的途径，比如撰写回忆录等。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向往奢华、富裕的生活，这也无可指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我也相信人是利益的动物，人之一生，大半的时间和精力都在权衡利益得失。这样说，未免让我们感到沮丧，但这就是人类真实的处境。施罗德选择过清贫、朴素的生活，大概并非出于他的本性——本性就喜欢过清贫和朴素生活、“安贫乐道”的是极少数人，比如像甘地这样的圣徒和像梭罗这样的文学大师。那么，施罗德为什么要放弃发财的机会而忍受“陋室破车”呢？因为他通过利益权衡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贪污十万几十万，导致了身败名裂，将来可能就要损失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的收入。于是，在担任公职期间，他宁可过几年苦日子。
   正如政治学者刘军宁在《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腐败是一种以政府权力为依托的特殊的犯罪。人类社会消除腐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依靠道德自觉，也就是依靠掌权者的洁身自好来廉洁自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无异于寄希望于可遇不可求之人、之事。如果以此来作为防止腐败的主要手段，腐败不仅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防范，反而可能更加泛滥。当良心无法战胜私欲的时候，如果没有外在的制度、法律和舆论环境来制止这种局面，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只能是遍地的腐败。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中国也出现无数个“施罗德”和“海瑞”式的“清官”。学者林达说过，美国人有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总统是靠不住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德国人也认为“总理是靠不住的”。在一个“有限政府”中担任“第一公务员”的施罗德，选择了清贫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也相信，同样一个施罗德，假如在一个“无限政府”中充当万能的“独裁者”，他立刻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为穷奢极欲的暴君。
   因此，唯一有效的防止腐败的方法是：对权力加以制度的约束，并把这种以权力约束权力的作法用制度固定下来。只有法律和舆论的结合才能防止权力被滥用。潘恩在《常识》中说：“正如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一样，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他的作用。”生活在一个法治完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施罗德哪里敢开着公家的高级轿车去度假、布什哪里敢坐着空军一号去郊游呢？该享受的权利他们会毫不含糊，不该享受的权利他们绝对不敢伸手去抓。什么是该享受的权利、什么是不该享受的权利，法律条文都有极其明确而细致的规定。同时，新闻记者和所有的公众都在张着大眼睛看着呢。相反，如果是在一个“无限政府”的国家里，“政府”与“国家”被混淆起来，皇帝、国王、教主、或者某一政党的首领即是“政府”和“国家”的化身，正如法国国王路易所云：“朕即国家”，也正如中国古语说云：“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在这样的国家里，能够找到一个施罗德式的领袖吗？
   与其用道德感召、宣传教化的办法来实现反腐、缔造清官，不如从法律制定和新闻监督入手来奠定民主宪政的根基。施罗德的朴素生活诞生于民主宪政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一个施罗德就改变了一个社会的风气。但是，我们往往颠倒了因果关系。为什么德国总理施罗德只能居住在一套普通公寓里，而中国湖北贫困地区丹江口市的市委书记却张二江能够长期包租豪华宾馆并且狭妓赌博呢？探讨他们道德的优劣毫无意义，更为关键的是有没有制度来对人性进行约束和保障。当然，这套制度包括让每一个公民都拥有真实的选举权、监督权和批评权，公民的言论应当是充分自由的，并且不会因为自由表达而导致任何打击和迫害。我想起了殷海光在《是什么，就说什么》中说过的一段话：“政府不是国家。国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换的。政府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换的。政府只是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我们总不能说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就是国家。这正犹之乎我们不能说银行经理就是银行。国家是属于人人的国家。属于人人的国家，人人对于国事当然有发言的权利。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谈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假话骗人，把真正严重的问题掩盖起来，就算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国事办理的好坏，与国人息息相关，因此大家应该法抒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轨。”如果我们仅仅是停留在对中国的“施罗德”的期盼中，那么“施罗德”永远不会诞生在中国；如果我们依然用“媒体动员”的方式来灌输“忆苦思甜”的品格，那么施罗德的清贫生活永远被大家视作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而张二江之流的“帝王生涯”则永远被大家趋之若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