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婴：你不仅仅是“鲁迅的儿子”
   
   前几天看了中央电视台倪萍大妈主持的“聊天”节目，嘉宾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倪萍大妈以她那惯有的、声泪俱下的煽情方式，赞扬周海婴“继承了鲁迅的品质和骨气”，弄得在场的人个个都热泪盈眶。听了这话，我倒是有些疑惑：首先，我不知道海婴究竟在什么地方体现出了他父亲的品质和骨气？其次，我又想：鲁迅是鲁迅，海婴是海婴，为什么我们非得要求海婴继承父亲的品质和骨气？这不又是另一种版本的“龙生龙、凤生凤”的“血统论”吗？
   在电视节目中，周海婴努力地回忆着父亲在世时的生活细节，但他只能说得含含糊糊、期期艾艾。因为鲁迅去世的时候他只有五六岁，对于父亲仅存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不可能像那些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学者，能够生动地描述出鲁迅的音容笑貌来。见到鲁迅的时候还是学生的日本学者长尾景和，有一段描写鲁迅一家生活的文字，比海婴的讲述更加细腻生动：长尾到鲁迅家做客，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孩走到他身边。鲁迅对客人说：“这是我的小孩。”长尾立即将他抱起，问他叫什么名字，鲁迅代孩子回答说叫海婴。长尾说：“海里边的樱花，这真是一个漂亮的名字。”鲁迅说：“不，是取在上海生的婴儿的意思。”这个孩子用小手指着旁边的椅子，长尾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鲁迅说：“他告诉我，这把椅子上有颗钉子露出来了。”长尾一看，果然露出一个芝麻粒大小的钉子尖。孩子的聪明伶俐，让他惊奇不已。鲁迅却说：“我因为这孩子的神经太过敏，所以有点担心。他睡觉时，身旁稍稍有些动静，马上就会醒来。”后来，鲁迅思索一阵后说：“我本来想过独身生活，因为如果有了孩子，就会对人生有所牵挂，可是现在我的思想成熟了，觉得应该像这样生活。”这样的细节，海婴是无法回忆起来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他如此。

   这期的电视节目整体上做得平淡如水。不过，周海婴的一段叙述让我感慨万千。他说，因为他是鲁迅的儿子，在青年时代就被迫承受了许多同龄人不用承受的压力。还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他在宿舍里与室友打扑克，立刻就有人向校方汇报。于是，由校方高层领导委托老师来找他谈话，告诫他说：“你是鲁迅的儿子，怎么能够打扑克呢？”鲁迅生前曾经否定“天才论”，对记者说过：“我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到了读书写作上。”于是，作为鲁迅的儿子，自然被要求向父亲看齐，要比同龄人更加“严于律己”。咖啡不能喝，扑克更不能打。
   这是一种由“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支配的荒唐思路。对于周海婴来说，究竟是做“鲁迅的儿子”重要，还是做“周海婴”自己重要？从他出生以后，似乎都没有人尊重过作为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的“周海婴”的自由、个性和意志。一旦提起“周海婴”来，大家立刻就联想到“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一辈子都生活在鲁迅的阴影之下，我猜想，他的心情定然颇为寂寥和空虚。周海婴的儿子、也就是鲁迅长孙周令飞选择学习美术，后来东渡日本、远赴台湾，在海外度过了十多年的青春岁月，大概也是想躲避祖父这棵无从躲避的“大树”吧。
   周海婴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出席各种关于鲁迅的纪念活动和会议、以及撰写回忆鲁迅的文字。让我惊讶的是，在诸多对鲁迅的阐释中，周海婴对鲁迅的阐释离鲁迅最远。他致力于替父亲“填补漏洞”——然而，这样的工作纯粹是“无用功”。鲁迅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历史中间物”而已。他的缺点也正是他的闪光点。被推上神坛的鲁迅，已经跟鲁迅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了。
   近年来，周海婴又忙于打官司、打种种与鲁迅有关的大小官司：追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的稿费、状告“鲁迅学校”的侵权行为等等。他声称，官司胜利之后获得的巨额赔偿自己将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公益事业。他还声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捍卫”父亲。然而，让我迷惑不解的是：与其浪费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在关于“鲁迅”的琐事上，他为什么不专注于自己喜欢的无线电事业、踏踏实实地做点研究和贡献呢？假如鲁迅在世的话，大约是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儿子如此“捍卫”自己的。作为一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他当然是希望儿子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生活之路，即“活出你自己来”。
   多次为鲁迅治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在回忆文章《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中写道，鲁迅因为海婴是腺病性的体质，患着喘息病，很是担心。遇到海婴发热或下痢的时候，他常常亲自给儿子检查体温，敷解热药和吩咐孩子注意饮食等事情。须藤五百三感慨说：“为了儿子鲁迅先生可以说是竭尽了他作为亲者的慈爱的心力了。”鲁迅对海婴的体质和教育无刻不在脑里思量着，他曾经多次对朋友说：“海婴生来就是孱弱和体质不好，很有点不妥。要是他的头脑属于中等以上的话，我倒很想教他在学问上得点成果，不然的话，我觉得教他从职业方面找出路比较妥当。要是体格又弱，头脑又不聪明的话，就打算教他充一员适当的职工。”看来，真是“知子莫若父”。鲁迅从来就没有期望海婴成为“鲁迅第二”——与其说这是一种期望，不如说这是一种“独裁”。家庭中的独裁，放大到社会上就成为政治上的独裁，一生为母爱所累的鲁迅对此当然是深有体认。因此，鲁迅特意留下了一份给海婴的遗嘱。他在遗嘱说，忘了我，好好生活。在我看来，所谓“生活”，不仅是他希望作为妻子的年轻的许广平应当去寻找新的爱情、用新的爱情而不是对自己的怀念来支撑自己后半生的幸福；同时，也是希望作为儿子的海婴不要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他应当独立自主地去寻求属于自己的一片广阔天地。然而，无论是许广平还是周海婴，都没有读懂鲁迅的遗嘱。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海婴的所作所为一直与父亲的遗嘱背道而驰。
   我发现，许多“名人之妻”和“名人之后”，无端地“享有”着他们的丈夫、父母或者祖父祖母。他们自己庸庸碌碌甚至一无是处，却凭借得天独厚的优越的“出身”，抱上了一个谁也夺不走的金饭碗。前几年，就出现过周作人的后人状告《周作人传》的作者钱理群教授的怪事。几年前，因为钱理群在著作中对周氏在“五四”时代的文学和思想成就作出了客观的评价，就被某些爱扣帽子的批评家指责为“给汉奸翻案”。让钱理群更加没有想到的情况是，周作人的后人们接着对他施展了釜底抽薪的一招——周氏的家属企图垄断史料，不仅没有对研究者的工作表示起码的敬意，却状告研究者“侵犯隐私”。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是想获得金钱。然而，在周作人悲惨的晚年，家人们却很少给他温暖和关怀。
   与之相似，杨绛也生活在对钱钟书的颂扬和捍卫里，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姜明德先生对《围城》展开的“汇校”工作，不仅没有得到她的支持，反而被推上法庭。杨绛还嘲讽说：“现代文学根本就没有校勘的必要。”一句话就轻率地取消了一个学科的价值、取消了千百个学者艰苦工作的意义。而杨绛的用意，无非是维护钱钟书的“伟大”而已。
   我们要小心了，千万不要在“名人”与“名人之后”之间划等号。
   我们要小心了，千万不要把对父母的敬仰倾注在他们的子女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