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办人胡锦涛，上台之后即将任满一届。尽管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停滞，大部分海外媒体仍然对其“网开一面”，很少像昔日批评江泽民一样批评之。虽然大部分人对“胡温新政”的梦想已经濒临破灭，但人们在绝望中仍存有微弱的幻想。直到今天，还是有许多海外主流媒体和国内外的著名知识分子在一厢情愿地设想：胡锦涛之所以未能大规模地展开民主化的进程，乃是因为江泽民及上海帮的仍然相当强大，胡锦涛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旦胡锦涛的权力巩固之后，他还是有可能迈开改革步伐的。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天大的误会。其实，胡锦涛早在三年前江泽民辞去军委主席的那一时刻，便已经全面执掌了党、政、军大权。无须等到十七大，胡系人马已经布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显要位置。江泽民不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他根本不具备在战争年代的血与火中形成的、绝对忠诚的嫡系人马及个人声望。对于毛、邓这样的“开国元勋”而言，其个人实力和魅力远远溢出其职位的范畴，因此毛能够轻蔑地对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说，我用一根手指头便可以将你打倒；而邓在并不担任任何职位的情况下，却能够通过一次“南巡”一举改变整个国家的经济走向。但是，对于江来说，其职位则重于其个人势力和魅力。江在任上的时候，尚可以通过加官进爵来笼络部下，却不能获得部下无条件的忠诚。所以，江泽民在卸下全部重要的职位之后，根本不可能继续实施“垂帘听政”。当然，江泽民退休之后依然保有一定影响力，并不会像欧美国家的元首一样，一旦退休便完全变成一名普通公民。但是，其影响力相当有限，他根本不可能继续左右政局的走向和最高阶层官员的人事任免，最多也就是确保其家族及心腹群体的部分特权而已。

   江系势力的衰微，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来。比如，山东省副省长、青岛市市委书记杜受成是江提拔起来的官员，为讨好到崂山求仙拜佛的江泽民，他以最高规格接待之，甚至在宴会上声嘶力竭地喊出“江主席万岁”的口号。这些举动颇得江泽民好感，却触怒了胡锦涛。于是，胡锦涛迅速以贪污腐败的名义将杜受成撤职查办，江泽民亦无可奈何。而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落马和上海帮大将、政治局常委黄菊的病逝，也都显示出江泽民的势力已然日薄西山。所以，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日渐深陷于专制独裁的泥沼之中，不是出于江泽民派系的干扰和制约，乃是出于胡锦涛本身的毛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本性。这一层窗户纸必须捅破。

   胡比江专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以动用武力残酷镇压底层民众的非暴力抗争来看，江泽民时代除了大规模迫害法轮功的丑闻之外，一般很少直接动用武力镇压工农的游行示威活动。一般性的民众抗争，江泽民倾向于以疏导为主，将其解决在萌芽阶段。他比较在意国际舆论的动向，主动邀请美国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华莱士对其进行采访。即便华莱士当面讽刺他是说谎者、是跛脚鸭子，他也不动声色、一并笑纳。可见，江对国际舆论尚有一定的畏惧心理。

   相比之下，胡锦涛对西方的敌意远甚于江泽民，根本不顾国际舆论，在处理重大事件的时候，往往一意孤行、心硬如铁。在这一点上，胡锦涛更接近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风格。胡比江更有“胆量”和“魄力”对民众动用武力。近年来，震惊中外的四川汉源事件、广东太石村事件、浙江东阳事件等，均酿成武装警察悍然向无辜民众开枪、致使若干人员伤亡的惨剧。这些血案均发生在胡锦涛全面掌权之后。按照中共极其严密的控制系统，动用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并赋予其“开枪权”，非得经过最高权力者的授意不可。即便是省一级的封疆大吏，亦无权调动军队和武警，更不敢轻率地下令前线官兵开枪镇压。中共的军队和武警另外有一套自上而下的、独立的指挥渠道，根本不受地方党政系统的控制。以上多起血案，是“六·四”屠杀之后十多年以来，中共当局“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本性的全面暴露，也显示出在屠戮人民这方面，胡锦涛比江泽民更加心狠手辣。一九八九年胡锦涛在担任西藏省委书记的时候，就曾亲自穿上军装、戴上钢盔指挥军队，血腥屠杀西藏的僧俗群众。这也正是胡锦涛被邓小平看中的重要原因。对于一个凶手来说，既然已经杀过一次人，再杀第二次、第三次，就不会再有任何心理障碍，乃是顺理成章的了。

   其次，再来看新闻出版的控制。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事件、新闻出版署禁书事件，当事官员之蛮横、受害人及民众反弹之强烈，均是江泽民时代所没有过的。江泽民时代对新闻出版实行严密控制，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当政时主导的宽松的舆论氛围和知识分子相对的创作自由及学术自由，成为遥远的、美好的回忆。但是，江泽民时代的新闻出版控制毕竟存在一定的弹性和缝隙。一般来说，上半年的控制比较严厉，因为上半年有两会、“六·四”等“敏感”的时间节点，但下半年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宽松，那些“有刺”的新闻报道和文学艺术作品，便利用下半年的松懈出笼。而到了胡锦涛时代，新闻出版的控制变成铁板一块，毫无弹性和缝隙，下半年和上半年一样，没有空子可钻。胡锦涛任命的主管文宣和新闻出版的高级官员，全部来自内地偏僻地区，教育程度不高、思想观念僵化。这批人物控制了中宣部、文化部、社科院、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要害部门，竭尽全力打造“万马齐谙”的局面，忠心耿耿地充当胡主席的看门狗。

   以我本人为例，在江泽民时代，从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四年秋天，我先后出版了十多本书，在《南方周末》、《羊城晚报》、《博览群书》、《书屋》等比较有活力的报刊杂志上还能开设专栏、发表文章。尽管大部分著作出版之后都会引起中宣部注意，并悄悄下令不准评论、不准加印，但中宣部时常充当“事后诸葛亮”的角色，他们固然能让正版书脱销，却又造成盗版书的热销。我本人虽然损失了应得的版税，但我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我的名字多次出现在中宣部的黑名单中，硕士毕业的时候在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的“关照”下失去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职位，也曾有过被国安人员客气地约请喝茶聊天的经历，但个人生活并未受到更加恶劣的影响。比如，我应大学的文学社团的邀请到大学演讲，一般而言还比较自由，也可以到全国各地举办签名售书等活动。

   到了二零零四年底以后，我的个人处境明显恶化了。在长达三年多时间里，我没有出版过任何一本新书，即便是二零零六年再版的、爱情题材的长篇小说《香草山》和从旧作中编辑的抒情散文选本《沉默的告白》，在出版之后不久便迅速遭到中宣部的查禁。被多次整肃之后的“新锐报刊”群，早已失去了锐气，再不敢刊登我的任何文章，至多偶尔以笔名刊登我写的文学评论。我到大学去演讲几乎变得不可能，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只有寥寥两三次的“例外”而已。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被北京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传唤，遭到通宵审问。审讯者承认这是来自最高当局的命令，并恐吓说要让我“人间蒸发”。此后，我在国内任何地方旅行，都会受到安全部门明目张胆的监视和骚扰。例如，二零零七年五月，我从北京回成都老家探亲，刚刚抵家，便有两名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和一名便衣上门来“查户口”，他们企图用这种办法来骚扰和恐吓我的家人，真是无耻之尤。

   在胡锦涛时代，中国监狱中关押的良心犯和言论犯的数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江泽民为讨好西方，先后释放了诸多著名的政治犯，如魏京生、吴宏达、王丹、王军涛、徐文立、王有才等人，虽然他们赴美之后再也无法回中国大陆，但毕竟不用继续在监狱中饱受折磨。“六·四”之后几乎所有被提前释放的政治犯，都是江泽民对西方外交中使用的筹码。这种“人质外交”的手段固然卑鄙，但对于获得自由的当事人来说，还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到了胡锦涛时代，即便是在美国总统布什访华和胡锦涛访美这样重大的外交活动前夕，中国方面也拒绝释放任何一名重要的政治犯。例如，虽然美国国会议员多次呼吁释放人权活动家杨建利，中方始终置若罔闻。直至杨坐满了刑期出狱之后，中共当局仍然在签发护照方面制造种种难题，使之迟迟不能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其残忍与冷漠令人发指。为了给美国一点面子，中共当局所做的让步远比江泽民时代小。比如，他们仅仅是让被非法绑架和拘禁的“良心医生”蒋彦永的处境稍稍得以改善，这种改善经过了两个阶段：在布什总统访华前夕，当局将蒋彦永从被拘禁的宾馆释放回家，但不准出门；后来在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前夕，又准许蒋彦永像正常人一样出门。也就是说，一名人质被利用了两次。

   据记者无疆界、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调查统计，目前中国被关押在监狱中的记者、作家和其他异见人士的数量，高居世界各国之首。近年来的陈光诚案、李长青案、杨天水案、师涛案、严正学案、力虹案等，大部分判决远较江泽民时代为严厉，诸多当事人在狱中还受到更为残酷的虐待。正是这些斑斑劣迹，胡锦涛被西方公众投票评为名列全球第四位的大独裁者。胡锦涛不仅拒绝任何民主化的步骤，即便有限的党内民主和基层选举，也坚决不允许实行。他不是一个可以扶起来的“胡阿斗”，更不是愿意撬动自己权力基础的戈尔巴乔夫。

   对胡锦涛的幻想和期望，于今可以休矣。我们不应当继续浪费时间和精力，去揣测胡锦涛及中共高层是否具有改革意向；而应当从此时此刻开始，踏踏实实地争取点点滴滴的民主、自由和权利。当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成为公民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站起来捍卫我们的权利时候，中国的变化才有可能真正发生。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四日，华府，旅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