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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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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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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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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综合”与“填鸭式”

   
   “大综合”与“填鸭式”
   
   高考科目几经改革,现在又出现了一种名叫“大综合”的科目。在各界人士呼吁为孩子们“减负”的时刻——教育部单是关于“减负”的文件就下了二十多种,所谓的“大综合”不仅不是作为“减负”的措施出现,反倒给孩子们套上了一道更加沉重的“紧箍咒”。这门号称“大综合”的考试,意味着将所有的科目都集中在一起,也就意味着孩子们应付高考的时候不得不超越文理分科的界限、复习所有学过的科目。设置“大综合”的某些教育界的人士认为,这门考试科目能够避免孩子们“偏科”,促进他们“全面发展”。
   殊不知,“大综合”考试科目的设置,将进一步加剧现行教育制度中“填鸭式”的弊病。为了在竞争激烈的高考中胜出,孩子们不得不投身在书本和习题的海洋中,每天解答千百道的“模拟题”、每天背诵百十页的课文和公式。虽然课本上的某些知识是片面或过时的,但他们依然将课本当作《圣经》来崇拜;虽然某些习题对知识面的推展和智力的训练毫无益处,但他们依然虔诚地完成每一道命题者挖空心思设计出来的难题。“大综合”的设置是高考制度的一次重大的倒退,使得前两年呼声很高的“素质教育”成为“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孩子们的脊梁上又增加了几座沉重的大山。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总是有那么一些所谓的“教育专家”,专门以折磨学生作为自己的快乐呢?

   日前,江苏的一名高三学生徐小庆致信《中国青年报》,质疑媒体上炒得热火朝天的中小学“减负大行动”——
   
   我从没有正耳听过“减负”,也没有正眼看过“减负”,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这不光因为我是一名即将面对高考的高三学生,更因为我早知道如果被喊得震天响的“减负”所迷惑,只会让自己产生幻想。
   当它开始风靡全国时,我想,就让它走它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各行其路吧!然而现在,我真忍不住了。尽管高考已迫在眉睫,我仍拿起笔——
   看看你们大人们都做了些什么吧!一方面,三令五申地要求学校千方百计给学生减负,以推行所谓的“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将明年高考科目增至六门,后年增至九门(也就是所谓的“大综合”)。
   呜呼!如此形势,恕我们愚笨,我们真的很难想象怎么减负。
   拜托!饶了我们吧!如果你们认为中国学生的负担还不够重,仍有开发的潜力,因而要花样百出地给我们加负,我们能忍,但请求你们不要在“减负”这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下,让我们忽喜忽忧,到头来都是一场空!
   “高考,即使哪一门只有十分,你应该而且必须百分之三百地去付出,你不在乎这十分吗?”我们的一位老师如是说。
   是的,我们不敢轻易丢掉哪怕一分,当然更不敢拿十分当儿戏。一切为了高考的学习本就是一场不公平的交易。我们风雨无阻十二年只为了这三天;我们在考场上出生入死,也只是为了在最后这几张卷子上搏一搏。
   我们不敢抱怨,也没有理由去抱怨,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前途。
   惟一企盼的是,请大人们不要挖空心思地出什么花样了,“减负”、“素质教育”之类的口号只会让我们迷惑,尤其是那些还很单纯幼稚的学弟学妹。我们不需要,他们也不需要,OK?
   
   面对这群被“大综合”折磨得苦不堪言的高中应届毕业生,我不禁想起了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一段论述。许老是王小波的导师,“有其学生必有其先生”,能够教育出像王小波这样的天才学生来,许老在教育方面自有一套想法和做法。他在《由恶性补习到目前教育问题》一文中说:“中国过去私塾时代兴采填鸭式的教育,用科举约束知识分子使其成为崇拜权威的塑型。幸而儒家经典中有不少人文思想和人格教育的理论,因此虽在重压之下,每一个时代中却还有若干志节皎然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其人格足以炳耀古今。今日我们的各项教育似乎把重心全放在知识与技术的灌输上面,并不注意人文思想。以此与科举时代相比较,重压相同,而传习的内容不同,将来新的知识分子中能否有人承袭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似乎是可疑的事。”
   老先生的问题,是针对六七十年代台湾的“联考”提出来的,本着“拿来主义”的方法移用过来,对大陆当下的教育状况来说,真还是“对症下药”呢。面对高考的阴影,哪个老师敢不“灌输”呢?至于这些“知识”本身的真伪和对错,老师不考虑,学生更不会思索。正如许倬云所说,我们现行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将人变成了工具。学生个人的主体性被取消了,学生成了记忆某些僵死的知识要点的工具。在电脑芯片日新月异地发展的今天,这种机械的记忆还有多大的意义呢?
   今天的孩子,要么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乖孩子”,要么就是韩寒式的“为了反叛而反叛”的“坏孩子”,单单就少了身心健康、人文修养丰厚、具备独立人格精神和思考能力的“新生代”。许倬云说:“父母看了子弟回家时步履蹒跚,面色苍白,自然十分怜惜心痛,但是子弟思想的迟钝,独立精神的萎颓,岂不更应作为父母的担心吗?”然而,今天的父母和老师,认识到前者的多,认识到后者的究竟有几个呢?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教育的正确目的,归根到底是宗教性质的东西,不能只图利益。教育应该是一种探索,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我们当前的教育离这样一种标准究竟有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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