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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俐上北大
巩俐上北大
前段时间,巩俐要上北大的新闻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巩俐选择的是社会学系,据说该系有一位教授是巩俐的忠实影迷,为其上北大作了许多的工作。该系讨论此事的时候,许多教师甚至不上课而匆匆跑去想见一见光彩照人的巩俐。
对于是否北大接纳要巩俐,在北大内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欢迎者声称,巩俐作为国际知名人物,来北大学习会给学校增光添彩;而反对者却声称,如果巩俐不通过考试,仅仅依靠名气就想戴上“硕士”帽,是对北大、也是对学术的严重亵渎。
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巩俐收回了上北大的说法,并公开表示说,自己“给北大增添麻烦了”、“对不起北大”云云。
明星上名校,近年来成为一大时尚。然而,名校开始依靠明星的名气,说明名校本身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在我看来,名校的名声是建立在悠久的学术传统和一流的学术水准基础上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哈佛大学举行盛大的校庆活动的时候,校方想请当时的总统里根前来出席庆祝典礼。里根便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哈佛大学能够授予自己一个名誉博士的学位。没有想到,大总统碰了一鼻子灰——牛气冲天的哈佛大学断然拒绝了权势熏天的总统并不过分的要求(那时正是里根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刻)。哈佛大学学术委员会严肃地指出:学术标准绝对不能在权势和金钱的面前妥协,他们宁愿总统缺席大会,也不愿意开这样一个恶劣的先例。
与哈佛大学强硬的姿态相比,中国名校的骨头却是软弱的。无论是北大还是清华,无论复旦还是南开,都无条件地向明星们敞开了它们的大门。仿佛哪个学校的明星多,哪个学校的声誉就高。这些明星分别来自于影视界、文艺界和体育界,大多都是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一旦某位明星表示了就读的意愿,名校就受宠若惊般地请进这位“尊神”。明星入校的时候,所有的考试都免除了(大部分的明星们都不可能通过基础知识的考试)。体育明星尤其受到青睐,因为他们曾经为国争光,他们是“民族英雄”。于是,各路明星如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趾高气扬地进出于大学的校门。巩利上北大一事,如果不是她事先太张扬,她很可能轻松成功,而不必跨过其他研究生必须跨越的四关:全国英语统考、全国社会学科综合考试、修满三十个学分并通过考试,以及撰写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此前,已经有不少明星通过“特殊方式”进了北大,如黄宏、李宁、张文东、牛群等人。
面临商业的挤压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中国的大学校园早已经不是一方净土。对于前来镀金的明星们,老老实实读书的学子倍感委屈——自己辛辛苦苦地读了若干年的书、并完成论文答辩,最后才能够获得相应的学位。而明星们根本不必听课、念书和考试,偶尔开着宝马香车到校园里来晃一圈,到时候照样拿到一张一模一样的文凭。这公平吗?
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崔健就为巩俐打抱不平说:“以巩俐的水平,完全可以在表演戏当个教授了。”我同意崔健对巩俐演技的评价,我也认为巩俐有不错的艺术才华,依照她在电影艺术上所作出的成就,完全可以在电影学院表演系里担任一个教授的职位。但是,巩俐选择的不是电影学院,而是北大;不是表演系(北大并没有表演系),而是社会学系。那么,我们自然就应当以社会学的标准来衡量巩俐:我们不能说因为她是一个国际影星,她就有了足够的、能够胜任社会学的硕士学业的知识储备。
对于高等学府的“卑躬屈膝”以及学术公正的丧失,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市场本身遭到社会权力结构的切割:一边是被考试压力扭曲到疯狂的弱势者的心灵,另一边是被权力和名利异化到斯文扫地的最高学府的学术公正。”想想那些在贫困山区里头悬梁、锥刺股的孩子吧。这些孩子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在满清王朝的、被科举制度折磨得疯狂的范进相比,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前不久,报刊上曝光了湖北“第一名校”黄冈中学的若干内幕。尽管有的学生通过黄冈中学的“魔鬼训练”上了大学,但是那段生活却成为他们一生中挥之不去的梦魇,他们把黄冈形容为暗无天日的“地狱”。当然,造成这一结果显然不是黄冈中学一所学校的过错。在经济落后地区,哪个学校不是如此呢?上大学是贫困地区农家孩子改变自身命运的最佳途径之一(另外一种途径是通过参军然后转为志愿军,而后获得分配工作的机会)。他们能不拼命吗?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某些拥有特殊“资源”的人,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入任何一所名校,他们甚至不用修学分就可以获得毕业文凭。学位仅仅是他们给自己戴上的又一层面具而已。他们或有名,或有权,或有钱,走进大学如同京剧中的“票友”参与“玩票”。如果说应试教育的僵化虚伪,只能培养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奴才;那么权力和金钱的侵蚀,又让困境中的高等学府毫无招架之力、一步步地放弃学术底线。看来,汪丁丁忧心忡忡的预言并非杞人忧天:“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挽救中国学术,这已经成‘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危机向我们提出的最难以回应的挑战。”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当今究竟有几所中国的大学能够给出积极的回应和正确的答案来呢?对于北大来说,最好的回应其实就是“回归蔡元培”。所谓“回归蔡元培”,也就是回归蔡元培的办学理想。当年,蔡元培走进北大的时候就告诉学生:“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又说:“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今日北大,能够理直气壮地面对当年老校长说的这两段话吗?
我本人对巩俐并无恶感,但我认为巩俐上北大的风波,至少暴露出了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上的种种弊病。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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