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名字的霸权
   
   武汉汉口三阳路上，一个与著名女作家池莉名字相同的女孩子，用自己的名字开了一家“池莉花行”。没有想到，这一举动遭到了作家池莉的口诛笔伐。
   得知“池莉花行”开张的消息之后，作家池莉对记者说：“我整天忙于写作，何时开过店？就是开店，也不会在街边开家小花店。”她表示，一想到自己的名字赫然悬挂在街头巷尾的招牌上，心里不免有些惶然：毕竟，提起“池莉”，大多数人首先想起的是写小说的她。就如同眼下这家花行，不明究里的人总爱把她联系在一起。于是，作家池莉颇为愤慨地说：“幸而开的是‘池莉花行’，假如开家‘池莉发廊’，且有不良行径，我岂不是有口难辩？”

   开花店的年轻女孩对这番无端的指责感到莫名惊诧，她委屈地说：“我用自己的名字开花店，难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女孩是半年前才从家乡孝感来到武汉经商的，她读的书并不多，此前并不知道在武汉有一个跟自己同名的女作家。为了核实女孩究竟是不是真的名叫“池莉”，武汉的记者还专门打电话回其在孝感的老家询问。经过向女孩的家人和邻居的查证，证实了这个女孩的名字确实叫池莉。
   由于汉语姓氏的有限和中国人口的众多，在中国同名同姓的情况多如牛毛。据统计，王、张、刘等大姓当中，一些常见的名字居然有数一万计的重名现象。在我看来，作家池莉固然是个名人，但你并没有任何权利不准别人的名字也叫“池莉”。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名字盗版”问题。别人开花店是别人谋生的手段，这难道有什么错吗？无论是开花店还是写作，都是人类基本的劳动形式之一种。难道因为自己是作家、别人是个个体户，就可以蔑视别人吗？作家池莉用不屑一顾的口吻谈及“街边的小花店”，这是让我感到最难以接受的地方。某些所谓的文化人，有了点名气、有了点地位、有了点职务，就转而瞧不起跟自己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普通老百姓。自己是“作家”，仿佛就是被加冕了的“特殊阶层”。他们早忘记了自己作品的读者正是千万个“无名”的普通大众。我想问池莉女士的是：假如没有这些平头百姓来买你的书，你除了西北风之外，还能够喝到些什么呢？假如没有了作为“衣食父母”的普通读者，说不定，你的生存能力还比不上那个开花店的小女孩呢。
   在这一事件中，作家池莉表现出来的霸道让我感慨多多。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自然人不能申请商标，必须组建公司以后方可提出申请。也就是说，一般公民个人的名字并不能享受“独此一家”的保护。当然，如果作家池莉希望自己的名字不被滥用，首先要有自己的公司，才能将这个名字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这样，他人要是再敢“盗用”的话，就可以对其依法进行惩处。同样的道理，开“池莉花行”的池莉小姐，也可以通过申请注册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就看谁“申请在先”了——在公民权利的意义上，作家池莉与个体户池莉显然是完全平等的。
   我厌恶一切形式的霸权与特权。首先，是官僚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他们那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其次，是文化人对语言文字以及各种文化资源的占有和垄断，正是这种垄断使得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被霸权和特权侵蚀的社会，皇帝、太监、官僚和文人共同维持和巩固着这一严密的等级秩序。这种毒液渗透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血脉中，“池莉”事件再次证明了这个让人悲哀的事实。中国存在着一种悠久的“文化拜物教”，自古以来，有了文化似乎也就有了向权力进军的资本。在中国，文化不是解放人的手段，而成了特权阶级的象征。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便掌握了千百名百姓的命运。今天，虽然社会已经进入细致分工的历史阶段，“文学巫师”不复存在，但古老蛮性的遗留依然积淀在我们的心中。八十年代，有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跪在下乡采访的作家刘宾雁身上，把他当作新时代的“刘青天”了；九十年代，依然还有贾平凹等著名作家到基层“挂职锻炼”、“体验生活”，也受到当地百姓的顶礼膜拜，呼为“青天”。
   在池莉身上，“文化拜物教”的遗留让人触目惊心。我觉得很奇怪的是：难道仅仅因为你是一个女作家，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蔑视一个开花店的女子吗？那么，你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埃及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在回答“你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曾经极其谦卑地说：“我小时候就到酒馆去听流浪诗人们一边拉琴、一边讲故事。讲述的欲望很早就掌握了我。”最伟大的诗人荷马就是一个卑微的说唱艺人，但他的这种身份丝毫无损于《荷马史诗》的不朽。作为说唱艺人的荷马先于作为作家和诗人的荷马而存在。如果说诗歌产生于劳动之中，那么诗人也就产生于劳动者之中。倘若一个作家或诗人竭力要将自己与劳动者分离开、并制造出自己与劳动者的“对立”来，那么他的作品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呢？
   基于同样的道理，马哈福兹认为自己的写作与大众息息相关：“我的人物都来自生活，来自民众阶层。我的作品中有强盗、知识分子、妓女，但更重要点主人公是集体的大众化身。我力图表现埃及社会生活的重要发展，所以，我自信地认为人们对这一切会产生真诚的兴趣——因为，我在作品中表达了自由，和人从种种桎梏中获得的解放。”在我看来，只有这样的作家才是伟大的作家，而像池莉这样飞扬跋扈的作家，他们不过是权力和金钱的附庸而已。他们蔑视民众的生活，他们所写作的不过是一堆能够卖钱的文字垃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