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春夏之交，美国总统布什先后在布拉格“民主与安全会议”上和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再次重申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对共和党的外交观念作了崭新的拓展。

   这两次讲话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焦点。首先，布什总统指出，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观念是战胜一切暴政和极端主义的法宝。在与邪恶力量进行的殊死搏斗中，武器、科技、战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价值优劣的对比。布什指出，美国不会强迫别的国家和民族按照美国的方式来生活和发展，美国尊重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但是，所有民主国家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要素——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独立法院执行的法治；私人财产权；以及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竞争的政党。这些权利和制度是人类尊严的基石，随着各国探索符合本国的自由发展之路，他们必定发现美国是一个忠诚的伙伴。他呼吁西方世界不要苟安与沉睡，而要像昔日传教士向全球传播福音一样，将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向全世界推展。这既是西方国家保障自身安全的需要，更是道义上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次，布什总统首次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恐怖主义相提并论，揭示出“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的真理。这一宣告让包括中共在内的几个残存的共产党政权如坐针毡，也让诸多西方左派知识份子不以为然。但是，真理就是如此简单和明显，它并不需要那么多学术包装和论证。布什直截了当地指出，共产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样，都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敌人，这种对立和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他站在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即复原的天安门民主女神像）前指出：“如同我们的自由女神像一样，她提醒我们，自由之火在每个人的心中燃烧，她是一盏再也不能被暴虐的恐怖主义份子或专制暴君扑灭的明灯。她提醒我们，祇要屠杀上千万人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祇要其仍在苟延残喘，那么与这股比死亡强大的力量作斗争将继续进行。她提醒我们，自由是我们创世主的礼物，自由是所有人类天赋的权利，自由将最终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一宣告是不会落空的。

   哈耶克的洞见：马克思主义催生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朵“恶之花”

   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工业化速度让西方世界震惊，社会主义制度似乎要将人类引导向无比美好的“黄金”世界。哈耶克却发现了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共性，阐述了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对人类的自由和尊严造成可怕的危害。他意识到人类面临被奴役的危机，遂走出书斋，以公共知识份子的情怀大声疾呼。从此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哈耶克一直矢志不渝地与共产主义的幽灵作斗争，长期深陷于西方左派知识份子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之中，直至亲眼看到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以及自己的思想学说的大获全胜。以一人而敌整个世界，这是何等的大勇！

   冷战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自由事业从此便一劳永逸。中共政权部分地采纳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使得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以某种变异的形态生存下来。中共以“大国崛起”自诩，与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北韩、古巴、越南等互通款曲。另一方面，伊斯兰恐怖份子公然向西方发起挑衅，以“911”事件达到顶峰。面对如此严峻之挑战，布什如同当年的里根一样，临危不乱、当机立断，先后以战争手段摧毁了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拉克萨达姆这两个独裁政权。尽管其外交政策富于争议，布什坦然宣称：“一些人把我称为‘持不同政见者总统’。如果因为支持世界的自由事业而使我成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那么我愿骄傲地戴上这顶头衔。”

   所谓先知，便是在其他人都因为短视、自负、虚荣而走上歧路的时候，独自发现了那条当走的正路。在冷战时代，西方知识界若干顶级人物都染上了社会主义的毒素，如罗曼。罗兰、萨特、爱因斯坦、罗素等人，或者隐瞒苏联亲眼看到的残酷景象并封存日记，或者憧憬无产阶级革命能带领普罗大众实现真正的平等。即便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揭露了苏联劳改营制度的黑暗、萨哈罗夫的呐喊撕破了遮盖真相的铁幕，大部分西方知识份子仍然掩耳盗铃，根本不愿接受由成千上万受难者的鲜血和尸体凝固成的事实。

   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情形，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并未改变。虽然经历了20世纪8、90年代之交共产主义的大崩溃，但天安门广场的鲜血和柏林墻的欢呼似乎还是未能开启某些学富五车的知识份子的心窍。左派势力仍然盘踞西方大学和学术机构（在美国，他们窃取了“自由派”这一好听的名字），且对其学术观点不作任何的反思和调整。他们继续以穷人的代言人自居：或者为伊斯兰恐怖份子辩护，说他们杀人与自杀是为了抗议国际社会的贫富不公；或者为中共跛脚的经济改革叫好，将中共看作彬彬有礼的朋友，而漠视中国遍地的奴隶劳工。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乃是善与恶、真与假、是与非的对立，而不是在好与更好之间作选择。看到今日布什总统孤独的身影，我便想起了鲁迅所说的与前、后、左、右的敌人“横战”的状态，当年的哈耶克不也是如此吗？先知从来都是孤独的。今日西方各国的元首们，奉行明哲保身的绥靖主义和实用主义政策，向中共暗送秋波，对伊斯兰世界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的社会现实保持沉默，却怀疑、杯葛乃至排斥布什总统，仅仅因为他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一样，说出了“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真相。先知必须说出真理并顶住压力，必须具备“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哈耶克便是在人人都以讨论社会主义为时髦、为崇高的文化氛围中，毅然说出如是的真理：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乃是孪生兄弟，它们如此相似，而非相反。当时，左倾知识份子大都认为，德国的（国家）民族社会主义事实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超级资本主义。反对法西斯的知识份子，同时往往会去拥抱社会主义。然而，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对两种极权主义的渊源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和解释，条分缕析地挖出了二者共同祖先，清楚地理出了其相互纠缠的思想谱系。

   哈耶克指出，德国的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都是集体主义的变种，二者共同与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的建构主义、卢梭的浪漫主义特别式与黑格尔式的普鲁士国家主义有直接的精神联系。不仅在思想渊源上，同时也在统治方式上、政治行为模式上也极其相似。此二者与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恰处于对立的两极。学者陈奎德如此评价《通往奴役之路》说：“这是一部捍卫自由，系统抨击社会主义的经典。在举世滔滔的社会主义浪潮前，它力拒狂潮，发出警告；以其深刻的洞见，昭告天下；以其惊人的历史穿透力永垂青史，声震寰宇。”

   二战结束之后，苏联实力再度膨胀，将东欧各国划入其势力范围之内。法西斯主义已经臭名昭著，而共产主义方兴未艾。西方盟国忍辱负重，与之签订了《雅尔塔协定》，上亿民众遂陷入被奴役的境地，该协议被布什总统称之为“最不能接受的错误”。50年代之后，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西方知识份子们，纷纷奔赴苏联和中国朝圣。他们强占“天下为公”的道德制高点，猛烈攻击“保守”的哈耶克，讥讽他为私有制辩护并无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状况。

   哈耶克奋起应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运动之一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尽管它出自善意，尽管当代一些最聪明的人物作它的先锋，社会主义仍然必定危害到现有人口中绝大多数的生活水准，甚至生命本身。社会主义者妄图把成千上万个不同的选择强行集中，纳入一个共同的计划秩序，因而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贫困饥荒和政治强制。哈耶克毫不留情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拥抱者和同情者在道德上的高度伪善：“奢谈‘社会主义’的理论，却对其灾难性的经济后果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乃是一种罔顾他人死活的残酷心态。”

   哈耶克深知，由于知识精英阶层“致命的自负”，即便共产主义运动溃败的结局来临，他们的“左倾幼稚病”依然不会“不治而愈”，他们已然病入膏肓。晚年的哈耶克早已洞察了这些人的小算盘：“在社会主义已经有了70多年的实际历程之后，我们现在仍然能肯定的说，除亲尝过社会主义的东欧和第三世界之外，多数知识份子依然面不改色地漠视这些经济学的教训；面对社会主义每试必败，次次都不遵循其思想导师的设想来运作的事实，他们不愿去思索个中道理。从苏联，而后古巴、中国、南斯拉夫、越南、坦桑尼亚，到尼加拉瓜等一系列似乎连绵无尽的‘乌托邦’，这些知识份子反复不断地寻找自己心目中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断地理想化那些社会，又不断地失望。”他谴责说，如果不是这些自以为是的知识份子的制肘，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不会持续如此漫长的时期；如果不是若干西方政客在苏联和中国的攻势面前张皇失措、与虎谋皮，共产主义不会如此猖獗地夺走数以亿计的民众的生命。

   美国对华政策的三次重大失误

   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定上，布什与哈耶克惊人地一致。布什的政治及经济思想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一脉相承，而这两位在西方世界重振自由经济的活力的政治家，均声称是哈耶克的门徒。换言之，布什堪称哈耶克思想的隔代传人。

   在20世纪的历史上，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过三次重大的失误。这三次失误，是因为当政者未能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以及受到短期利益的诱惑而酿成的。这三次失误不仅危害了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也对自由和人权价值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用布什总统的话来说就是：“容忍暴政的政策是一个道德和战略失败。21世纪的世界再也不能重蹈这一错误。”

   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一次重大失误是：在国共内战中，对中共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中途放弃了对国民党的支持，任由苏联帮助中共夺取了政权。当时，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与共产党的伪装及宣传形成鲜明对比，使得美国国内出现了一种对中共具有相当好感的思潮。中共在其控制的《新华日报》等媒体上，大肆称赞美国的民主与自由，并承诺未来的新中国要效仿美国的模式来建立（见笑蜀所编之《历史的先声》）。这些障眼法让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共不会像苏联那样成为西方的敌人。解甲回国的史迪威将军和国务院系统中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们，大都持此种看法。

   此一时期美国对华外交的致命错误在于：派遣对东方世界一无所知的二战英雄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在国民党军队进军东北、击溃林彪的部队之时，作为美国特使的马歇尔却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宣布停战令。马歇尔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和政治，他在二战中崇高的声望无助于他认清中共的本质，他更对中国被赤化的严重后果缺乏认识。他祇希望国共双方停战，以完成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