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让全世界媒体聚焦了半个月的俄罗斯核潜艇库尔斯克号，终于固执地沉没在冰凉的的波罗的海海底。总统与士兵、耻辱与愤怒、忏悔与辩解、战争与和平、忠诚与背叛，纪念与哀悼……一舰惊起千层浪的争论，对于那些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来说，轻如鸿毛。母亲永远是最可怜的牺牲者。20岁的士兵沙吉尔在潜艇上担任厨师，7月23日他给母亲写了一封简短的家书，幽默地署名“一个厨子”。而他那跟千百万俄罗斯母亲一样白发苍苍的母亲，将为这一幽默付出多少的泪水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27日，欧洲最高、世界第二高的建筑——莫斯科电视塔突然失火。浓烈的火焰吞噬了大半个塔身。尽管消防部门竭尽了全力，但仍有3名消防队员和1名电梯工人被困在火海之中，生死不明。28日凌晨，莫斯科消防部门的负责人维科特•卢斯柴也夫在接受NTV记者采访时颇为沉痛地说：“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营救被困人员，因为上面的温度太高，，一些扶梯已经被烧化了。”刚刚承受了失去118名官兵的痛苦的俄罗斯民众，再一次沉浸在新一轮的痛苦与恐惧之中。这座高540米的电视塔，承担着莫斯科电视台、电台的发射接收任务和寻呼台业务，以及俄罗斯警方、急救部门和消防部门的通讯任务。不仅如此，它还是莫斯科的标志性建筑，是莫斯科人乃至俄罗斯人的骄傲。因此，电视塔的失火，对俄罗斯人的心理将造成巨大的打击。虽然多家电视台在火灾发生后不久就借用差转台恢复了正常的节目播出，但绝大多数莫斯科的电视屏幕还是漆黑一片。RTR电视台的新闻编辑尤利亚感慨说：“这十年来还真是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就连1991年和1993年俄罗斯骤变的时候，我们台也没有中断过节目。”

   俄罗斯政府在处理这两件重大事故时的举措遭到舆论的强烈批评。军方直到潜艇失事后第三天才向外界公布消息，而总统普京在度假村休假，反应迟缓。当英国、挪威等国表示愿意提供救援帮助时，出于“大国颜面”，俄罗斯又傲慢地加以拒绝。只是在自己组织的多次救援行动失败之后，才不得不接受西方国家的帮助。而莫斯科电视塔大火发生后，普京的反应倒是十分迅速。他多次公开发表声明，并将俄罗斯通讯部长利昂涅德•雷曼立即召进克里姆林宫，磋商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恢复电视台和电台广播。普京认为，火灾暴露出当前俄罗斯社会存在的某些深层次的问题，要避免类似灾难的发生，首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
   普京的反思并没有触及悲剧真正的根源。核潜艇沉没和电视塔失火，表面上看都是偶然事故，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它们都是极权主义后遗症的体现，是超越战略、冷战思维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牺牲品。虽然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初步实现了民主化，但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依然投射在社会生活之中。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在极权主义的暴虐专政之后，留存下来的常常是一片烧焦了的土地。半个世纪以来，苏联领导层一直实行赶超模式，大肆对外扩张，以赶超和扩张来巩固内政，并激发高昂的民族主义情感。片面重视速度的现代化进程与畸形发展的经济结构，使得苏联成为“大国寡民”的典型。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上耀武扬威，而普通民众却连肥皂都得不到足够的供应。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长阿尔巴托夫，曾为苏联历届领导人提供政治、外交方面的决策意见。他在回忆录《耽误了的痊愈——当代人的见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社会的症结所在。“成百上亿的卢布由于可怕的损失或由于‘世纪工程’而年复一年地白白丢掉了，冻结在‘长期建设项目’上，耗费在无用产品的生产上，更不必说用在严格保密的、吸干了经济血的、连多数领导人也不知道其确切数字的军费开支上。”国民经济中日益扩大的空洞，依靠野蛮地和掠夺性地开采国内巨大的自然资源来填补；大国的面子，靠挖自己的墙角来维持。一味地追求最大、最高，陶醉在教科书中数不清的“第一”之中。于是，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纽结成一个越升越高的氢气球。同时，政府极端蔑视老百姓基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遏制公民才智的正常发挥。核潜艇沉没和电视塔失火两大悲剧显示，共产政权时代的惯性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俄罗斯的日常生活。俄罗斯的领导者和普通民众，如果能够从这一角度反思两大悲剧的根本动因，那些消逝的生命才可能得到最后的安慰，他们的死亡才会凸现出真正的价值。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灌输长期仿照苏联，因此今天也面临着与之相似的困境。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也是事故连续不断。船只沉没、桥梁倒塌、飞机失事、工厂爆炸、娱乐场所失火、公交车坠入江中……因为中国社会尚未像俄罗斯一样实现民主化，没有独立的新闻报道，缺乏健全的舆论批评，问题也就被更深地掩盖起来。例如，三峡工程排斥不同意见匆匆上马，在施工中又暴露出因垄断和腐败导致的严重的质量问题。因此，如何从专制过渡到民主，如何从赶超战略转变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如何避免阿尔巴托夫所说的“掉入这个陷井的国家越大，其破坏性后果也越大”的狭隘民族主义，都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比俄罗斯更加严峻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