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似乎已经远去，抗战其实并没有远去。那么，我们如何来纪念抗战呢？我认为，我们需要堂堂正正地纪念抗战，需要摆脱党派利益的纷争，需要呈现真实的历史状貌，需要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更需要在纪念中检讨人性的邪恶并促使人们思考如何让人性臻于良善的境界。纪念抗战的目的不是让中国人深陷于对日本的仇恨之中，而是让我们自己和日本人一起看到战争的可怕、可恶以及战争发生的根源，并进而成为捍卫和平的力量。只有爱和宽恕才能根绝战争。我们单单依靠自己，根本无法爱人和宽恕人，何况是爱日本人和宽恕日本人？但是，倘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看到自身的罪性，看到自身的不堪，看到自身的局限，那么，爱与宽恕便成为可能。

   日本人的“不忏悔”，并不是只有日本人才患有的一种特殊病症，而是人类共通的罪性。在“不忏悔”这方面，中国人丝毫不比日本人做得更好。从反右到大饥荒，从文革到六四，多少中国人的手上沾满鲜血，其中又有几个人公开站出来忏悔过呢？日本人当中毕竟还有老兵东史郎站了出来。日本人固然善于遗忘，难道我们不也是以遗忘当作生存的本能吗？学者刘柠在《今天怎样纪念抗战》一文中指出：“公平地看，日人确有对‘加害者’的责任认识不足，历史反省深度不够，或把严肃的历史认识问题做政治、外交性考量，权宜色彩过重，动辄摇摆等问题。但与此同时，不能不看到我们对历史真实的扞卫，一向是诉诸别人有余，返诸求己者寡。”这一反思是冷峻的，也是尖锐的。

   我们的历史，包括抗战史在内，早已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在中国大陆，抗战仍然被歪曲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而对作为抗战的中流砥柱的国民政府，则竭尽矮化和丑化之能事。明明是毛泽东躲在延安指挥共产党种植和贩卖鸦片、扩充军队、破坏抗战，后来甚至公然向来访的日本政客表示感谢日军侵华，因为没有日本侵华，共产党便不可能起死回生、恢复元气并夺取政权；在中共的教科书中，却将毛吹嘘为抗战英雄，将小小的平型关之战夸耀为抗战的转折点。与之相反，明明蒋介石是抗战中当之无愧的国家领袖，领导国民政府艰苦卓绝地抗战了十四年；中共却将其描述成不抵抗的罪魁祸首，以及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的坏蛋。这些指鹿为马、黑白颠倒的做法，与拒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的日本右翼分子相比，究竟有何差别呢？

   对大部分日本的普通民众，我们固然需要爱与宽恕，也需要告诉其历史事实。当然，我们自己也需要寻求和坚守历史真相。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严重干扰之下，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仍未产生一流的、独立的抗战史家及著作，也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研究和纪念抗战的民间组织。刘柠指出：“我们没有类似日本‘战殁者追悼会’、韩国‘光复节’那样的全国性公祭。除了三千五百万（抗战伤亡人数）、三十万（南京大屠杀罹难者数）等过于抽象的概算数字之外，我们拿不出精确到个人的具体伤亡统计，遑论铭记他们的名字。不仅如此，抗战结束六十二年，我们迄今还没有一部堪与台湾吴相湘教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相媲美的、涵盖对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评价的权威抗战史。这不能不说是学界的羞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抗战的最好纪念，莫过于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对于那场战争，我知道多少？”我们如何面对这刀锋一样的追问？

   是谁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肆意摧毁各种抗战遗迹、迫害抗战英烈；另一方面故意宣扬仇恨意识、培育病态的民族主义。始作俑者，难道不正是中共当局吗？学者王康在《我们的精神元年——纪念抗战爆发七十周年》一文中，历数了中共当局破坏抗战遗迹、侮蔑抗战先烈的种种罪行：一九四三年，为缅怀阵亡将士，鼓舞士气，国民政府斥巨资在南岳衡山修筑“忠烈祠”。一九五零年，新政权一纸批示，“忠烈祠”连同湖南境内所有“反动遗址”被斧凿火毁。在抗战首都重庆南山，有一处埋葬有二百余名中美军飞行员遗骨的“空军坟”。韩战既起，“空军坟”即遭厄运，所有碑坊棺木悉数拆毁，充作人民公社食堂地基，残骸焚烧殆尽，充作肥料。张自忠将军是抗战中殉国的最高级别将领。一九七二年十月，武汉军区司令部编写的《历代中原战记》中竟然写道：“蒋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被日军击毙。”在前线阵亡的张自忠将军倘若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于是，一个表面上相当吊诡的事实出现了：为什么那么多的“爱国者”对此等怪现状熟视无睹，却被葛红兵的几句真话刺激得义愤填膺，恨不得食其肉、焚其骨？答案其实很简单：那些作为全都是掌权者一手实行的，而当权者是不能批评的，因为一旦批评当局，便可能招致灭顶之灾；葛红兵仅仅是孤身一人，攻击此一介书生，不仅没有任何的危险，而且还能彰显出自己“高尚的爱国情操”来。这样的爱国主义，举轻若重，何其容易，亦何其聪明！

   今天，在中国大陆，研究南京大屠杀虽然不是禁区，但研究反右、文革、六四，则全都是禁区。被外敌杀害的同胞可以获得当局的恩赐来纪念之，但被本国政府杀害的同胞却不能获得任何纪念的机会。所以，在没有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民主宪政制度的前提下，我们也就没有恢复对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表述的自由，也就无法实现对抗战的真正的纪念。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催生出爱并宽恕日本人的超越性的价值来。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

   费城郊区，威斯敏斯特神学院

   ──《观察》首发

(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