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瀑布模式”的新闻
   
   从1999年以来，北京加强了对传媒的控制。以揭露腐败、关注底层而受到老百姓喜爱的《南方周末》多次遭到批评，几位主要的部门负责人被调离岗位，其批判色彩日渐削弱。知识界享有盛名的刊物《方法》杂志，1999年春天被勒令停刊。虽然有两百多位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写信声援，也未能扭转其命运。《北京文学》、《百花洲》等文学刊物，因发表超越“纯文学”范围的思想文化评论文章，也受到严厉批评。新闻界人人自危，“守土有责”式的压抑氛围，已经持续了一年有余。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垄断所有传媒——传媒才是最严格的垄断行业。垄断意味着只能有一种声音，即官方的声音。1999年，在官方批判法轮功和庆祝国庆50周年这两件大事的宣传中，知识分子们沮丧地意识到，单一中心的舆论制造系统比他们想象的要强大和有效得多。在电视和报纸上，所有的人都在痛骂法轮功、所有的人都在歌颂国庆日，每个人从词汇到表达方式都一模一样，听不到一点点不同的声音。虽然有学者持不同看法、也有表达的勇气，但是找不到一个敢于让他们说话的媒体。经历了发生在当下生活中的这两件事情，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耻辱感和无力感，就像一个功能正常的男人遭到了阉割。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谎言所营建的泡沫里。

   美国学者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一书中，用“瀑布模式”来形容极权主义的舆论制造系统。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建立起了明确的等级式的瀑布，其中的每一水潭只能起强化作用，扩大作用。那里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不受干扰地向下流，因为这时的水潭是由哑然无声的回音板制造，所以不过是些共振箱而已。这一比喻完全就是当前大陆新闻界状况的写真。
   “瀑布模式”导致了对真实新闻的封锁或者扭曲。所有的媒体都加入到“全面而系统地传播假消息”的行动之中。长此以往，熏陶出的是只知道假消息的或一无所知的公众。即使有少数觉醒者，因为没有表达的孔道，也日益陷入到冷漠和绝望之中，逐渐失去对公众生活的热情。
   对“瀑布模式”的突破出现在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那里，他们向每一个顾客讲述“小道消息”，而这些消息往往比电视和报刊上的准确。更重要的突破还出现在网络上，无所不在的互联网令“共振箱”逐步失效。前者体现了最传统的“口耳相传”模式在中国民间顽强的存在，后者更是宣告了一个信息自由发布和获取的时代的到来。对于互联网，我寄托了更大的希望。也许它将宣布“瀑布模式”的终结，并大大地加快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民主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