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奴性
   
   余华是中国当代最有才华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中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对中国社会的苦难作了冷静而不失悲悯的描述，是近年来少见的佳作。然而，他在意大利的两篇谈话却让人极度失望。
   在发表于《中国作家》的访谈中，余华在这样谈到文革：“文化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段丰厚的历史，这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就像疾病会带来免疫一样，文革之后，我们的民族获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健康。另一方面，这段历史也造就了中国文化上的空前活跃，尤其是对作家和艺术家，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了，就是平庸的时代只会造就平庸的作家，我庆幸自己曾经在一个不平庸的时代生活过。”他很感谢文革给了他一笔“财富”，而忽略了成千上万被浩劫剥夺了幸福和生命的个体。中国从上到下都没有对文革的根源进行深层次的情理，所以文革的幽灵依然徘徊在我们的身边——不久前对法轮功的批判，使用的完全是文革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我们没有获得真正的免疫力，我们依然在无边的苦海中挣扎。退一万步说，即使我们获得了免疫力，难道我们就应当歌颂疾病吗？80年代中国文化的短暂繁荣，并不是文革所赐予的，恰恰是对文化专制的逆反。就在余华所说的那个“不平庸”的时代里，除了最高领袖毛泽东以外，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每个公民个人的一切权利都没有基本的保障。许多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吃人事件。如果余华恰巧沦为那个被吃掉的人，他还会如此“庆幸”吗？

   对于毛泽东，余华如是说：“毛泽东的英雄史诗进入合唱部时，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位舵手希望在社会各阶层中重新创造一种平衡，但后来局势逃脱他手中的控制，时代总是比个人更加强大，中国的历史就陷入了一场悲剧。在城市造成的后果是残酷的，然而在农村，尽管情况也很悲惨，但是毫无疑问比城市好得多。”文革根本就是上层血腥的、卑鄙的权力斗争，与“英雄史诗”无关。按照余华的说法，是领袖的设想太伟大、太超前了，愚昧的民众领会不了领袖的意图，才导致悲剧的发生。而领袖是想好心办好事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奴才思路：所有的错误都是奴才们的，领袖永远英明正确。就文革的残酷性来说，农村显然超过了城市。城市毕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饥馑，而农村在统购统销政策的压榨下，饿死的人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仅河南信阳一地就饿死百万人。据说余华有过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他居然还说“毫无疑问”，真的“毫无疑问”吗？
   中国作家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根深蒂固的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