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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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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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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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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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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冰》: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七十二周年祭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七十二周年祭
   一
   那一天,阳光如此灿烂。那一天,人潮如此汹涌。那一天,青春如此妩媚。那一天,枪声如此清脆。
   七十二年了,岁月无声无息地过去。五千年的文明,在这一天之前,有比这一天更沉重的记忆;在这一天之后,也有比这一天更沉重的记忆。于是,我们忘却了这一天: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我们已然不堪重负,过去的就让它们过去吧。英特尔给我们奔驰的心,宝洁给我们洗发水,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听着刘德华长大的一代人,需要全副精力面对一个变化太快的世界。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的报纸,热热闹闹的。一个电影明星赴外国电影节,她佩戴的钻石的价值相当于一名工人一千年的收入总和;又一座巨型商场开张了,世界名牌的春装全面打折酬宾……关于七十二年前的那一天,只字不提。仅仅是疏忽么?有的火山被海水淹没,睡着了。谁也没有权利谴责今天,但关于昨天,关于记忆,关于爱和恨,我还有许多话想说。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北大、清华、师大、师大附中等八十多所大中学校及社会各界人士共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会议,大会通电全国民众,反对段祺瑞政府签证卖国密约。会后,与会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前往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在执政府门前,卫队突然向群众开枪,打死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多人,失踪者四十人。三月二十一日,《京报》记载当时的情景:“民众在此枪林弹雨之下,血花飞溅,尸骸遍地,血流成渠,陈尸累累,景象惨酷,悲痛之极。”“悲痛”前面没有主语,谁悲痛呢?段政府的高官和士兵们是不会悲痛的。他们书写公文,盖章签字,优雅如诗人;他们端起枪支,挥动大刀,潇洒如侠士。他们面带微笑,看着你们像稻谷一样一茬一茬地倒下;他们说现在胜利了,“暴徒”统统被消灭,可以安安稳稳地举起装满香槟的酒杯;他们说鲜血不是鲜血,尸体不是尸体,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往事如烟。
   他们以为杀戮能够保护他们罪恶的生活,他们以为死亡能够威胁所有的心灵。他们错了。一位身材矮小、神色凛然的文人站了出来。“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他的心原本是一团死火,冻在冰层里,这一刻,喷涌而出。我想,鲁讯先生的这段文字是和着泪写成的,尽管他绝少流泪。“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死者无法开口说话,但是死者还有爱人,还有师长和朋友。死者的声音通过爱人、师长和朋友留存、传播。要么,杀死所有的人?杀死“历史”?像爱因斯坦那样,穿越时空隧道,打碎那面惨白的镜子?
   一九二六年三月底,京师地方检察厅在调查结果中承认:“群众并无犯罪行为,且未达到不正当侵害之程度,府院卫队实无开枪之必要,不能认为正当防卫。”墨写的谎言怎么能掩盖血写的事实呢?“大学者”陈源教授嘲笑学生“自蹈死地”。鲁讯先生说,这样的议论“比刀枪更可惊心动魄”。这是不见血的屠杀。七十二年以后,陈源式的“学者散文”似乎重新复活。制造“流言”的技巧,或许可以换取红顶戴。我在书店里看到“陈源”的著作,便想猛吐唾沫。周作人很少这样愤怒地骂人:“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段祺瑞们为什么不怕“史官”呢?因为陈源之流就是他们的“史官”。我用刀枪写经典,你用笔墨来注释。狼与狈的亲密合作,完成了一部中国“大历史”。
   二
   然而,我却想写一部中国“小历史”。三月十八日,是一扇透出微光的窗户。
   刘和珍,一九零四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自幼丧父,家境清贫。我可以想见你的勤劳,你高超的针线与厨艺,你与母亲相依为命,你在一盏如豆的灯下读书到天明。一九一八年,刘和珍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女子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校刊《江西女子师范周刊》的编辑。我在图书馆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你的文章,但我猜想,你的文字必不同于卓文君,不同于薛涛,不同于袁枚的女弟子们。蕴藉中有锋芒,温婉中有热情。一九二三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预科,不久,转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鲁讯先生的印象是“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然而,子弹却不会还报你以微笑。一颗子弹从你背部入,斜穿心肺。你才二十二岁。
   杨德群,一九零二年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九一三年考入湖南女子师范学校,深受杨昌济、徐特立的赏识。一九二四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一九二五年到北京求学,先考入艺术专科学校,后考入女子师范大学。我想,你的案头一定放着《娜拉》,放着《狂人日记》,放着《新青年》,放着《新潮》。然而,潮已落,新已变旧,你愤慨地说:“处在这个内敌外侮交相逼迫的次殖民地之中国,倒不如死了干净。可是,我要死,也要先炸死几个卖国贼才甘心。”你仿佛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鉴湖女侠的转世。当刘和珍中弹后,你想去扶起她,弹从右肩入,穿胸偏右出。你倒下了,但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你的头部和胸部猛击两棍。二十四岁的你殒身不恤。
   魏士毅,一九零四年出生于天津商人家庭。你的父亲一定想要个男孩,否则怎么会给你取一个男孩的名字呢?你是锦衣玉食的小姐,偏偏又极有才华,读书过目不忘。十岁时入天津普育小学读书。一九一九年秋考入有名的严氏女中。一九二三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预科。你没有丝毫大家闺秀的娇气,在湖光塔影间认认真真地做功课。你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女学者。那一天,你自告奋勇举起校旗,走在女校队伍前头。你的手臂纤细,风吹乱了平时“一丝不苟”的头发。两颗子弹击中了你的胸膛,你还来不及理一理额前的刘海儿便倒下了。卫兵又用刀砍,棒打,鲜血染红了人雪白的棉布衫。你快满二十三岁了。
   如花似玉的年龄,诗与歌的年龄。你们如许平凡,以致我想找一点更为鲜活的资料也未能如愿。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恋爱过或者正在恋爱。我想,你们收到男孩子的情书时一定脸红心跳,你们去约会前一定不忘在鬓角插一朵栀子花。你们读《伤逝》,为子君的不幸而流泪。你们除了校服以外,以喜欢鲜艳的旗袍。你们在宿舍里,制造着女孩子的秘密,同学亲如姐妹。你们到北京才一两年,还没有吃够冰糖葫芦,还没有看够香山的红叶,还没有听够飒飒的风声。你们原本以为,古老的北京城一团和气,就像北京腔一样平缓悠长。那一天,你们放下那本没有看完的书,小心地折个角,想:回来再接着看。三三两两地,你们上路了。
   母亲还在遥远的家乡等你们归来,等你们静静在伏在膝下。最后一封家书还没有寄出,最后一句是俏皮的笑话。你们抬着头,蹦蹦跳跳的。你们与我同龄,还是孩子呵。三月早春,北京的天空中飞满各式各样的风筝。冰刚化,草刚绿。风沙很大,扑打在你们娇嫩的皮肤上。
   谁会想到呢,枪声在风声中响起来,你们吃惊地看着士兵们举起枪,你们举着小旗的手捂住突然喷血的伤口。你们还来不及奔跑,白色的围巾飘落。你们呼叫着同伴的名字,却没有回答。
   鲁讯先生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你们喜欢读先生的文章。先生写道:“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逝,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七十二年之后,我读先生的文章,看你们的照片,流我自己的眼泪。这眼泪与你们的鲜血相比,该是怎样地微不足道呵。活着或者死去,已然不是一个问题,正如知堂在挽联中的叹息:“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著,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
   三
   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合作完成了音乐史上最悲愤的歌曲《呜呼!三月一十八》: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民贼大试毒辣手,
   半天黄尘翻血花!
   地流赤血成血洼!
   死者血中躺,
   伤者血中爬!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养官本是为卫国!
   谁知化作豺与蛇!
   “豺与蛇”都是你们的同胞,你们的“兄弟”。他们整齐地瞄准,然后射击。他们家里也有跟你们一样年轻的兄弟姊妹,然而他们还是开枪。他们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他们屠杀手无寸铁的同胞时是勇敢的,他们面对比他们更凶残的侵略者时是胆怯的。先生说得好,中国军人只会屠戮妇婴!
   他们服从谁的命令?段祺瑞、徐树铮、贾德耀、章士钊……惨剧既成,段祺瑞及其阁员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电,称请愿者“组织敢死队冲锋前进,击死宪兵一人,伤警厅稽察及警察各一人,卫队多名。当场夺暴徒手枪数支。”在领袖们的谈笑风生中,年轻的生命们灰飞烟灭;在刀笔吏们绞尽脑汁之后,天真的孩子全都成了“暴徒”。他们心安理得,咀嚼着金黄的北京烤鸭。他们学习王阳明、曾国藩的“修养”,一手拿笔,一手拿刀;一手写诗,一手剃头。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国家,就像面前的蛋糕一样,想怎么切就怎么切。他们的勋章挂满胸膛,一枚勋章抵多少条人命?
   目击者称,“当时共开排枪三四次,众人四散,当学生逃时,犹枪击不已。”开枪的,是卑微的士兵,是农民的儿子,是工人的儿子,而不是段祺瑞的儿子。士兵的老父老母在家里忍饥挨饿,士兵的姊妹已沦为街头的妓女,士兵自己也被官长像狗一样地责打。但士兵还是开枪,还是挥刀,还是无情地剥夺跟他们同样年轻的生命。他们把你们逼向墙角,他们的枪口滚烫,他们砍钝了锋利的刀刃,他们发出野兽一样的喘息。你到死都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在帝国时代,就连专制的皇帝也没有这样赤裸裸地杀害一群请愿的太学生啊!何况是在“中华民国”!宪法白纸黑字神圣地写着,这是“共和国”。领袖们挥舞戴着白手套的手时,和蔼得像家庭里的父亲。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商报》电报:“此次惨剧,政府早有决心。”原来如此!
   尸体真的那么沉重吗?你们错了。他们照样唱他们的戏,程式一点也没有改变。“民国”并不因你们的死亡而成为真正的“民国”,他们有的是子弹,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忏悔”这个词。他们还会屠杀,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还会有更残暴的屠杀降临。他们教唆那些病痛者:来,快来,快来蘸人血馒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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