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欧洲”与“新欧洲”截然不同的“美国观”

   在后冷战时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共产专制主义是人类文明面临的两大威胁。任何漠视此两大威胁的调和主义、相对主义的思维，都是对人类未来的极端不负责任。西方世界除了奋起为自由而战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在与共产主义世界作斗争的历史与现实中，曾经犯下严重错误的，不是美国总统里根和布什这样的“粗人”，而是那些博学的知识分子以及优雅的“老欧洲”——如果说刚刚从共产主义的魔爪下解脱出来的、对极权主义统治尚有切肤之痛的东欧诸国是“新欧洲”的话，那么承平日久、害怕战斗、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西欧诸国便是“老欧洲”。“老欧洲”与“新欧洲”有着截然不同的“美国观”，对世界反恐大局也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美国本土和“老欧洲”的“自由派”（左派）知识分子，一直歪曲冷战的性质，他们将美苏两大国不分青红皂白地都看作是人类和平的威胁。他们一直高估苏联的实力以及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他们恐惧万分地认为“苏联拥有无限的和致命的实力，包括自信心、杰出才能以及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资源”。他们看不到苏联内部存在反对党、反对派的可能，便想当然地认为共产党将永远执政下去，却不知道苏联社会已然千疮百孔、外强中干了。直到苏联及东欧的共产当政权一夜之间突然崩溃，左翼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布伦尔才不得不在《争鸣》杂志上承认：“一个人看起来越接近右翼，就越有历史的预见性；越接近左翼，这种历史预见性就越少。”这句话说总算是老老实实地说出真相来。

   左翼的阴影、社会主义的道德高调一直笼罩在欧洲大陆之上。特别是在西欧各国，奢谈“平等”的论调，成为一张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都可以使用的“遮羞布”。当苏联古拉格的黑幕被索尔仁尼琴传播到西方之后，西欧的政客和知识分子不敢再为斯大林唱赞歌，便转而去毛泽东的中国“朝圣”和“取经”。当文革的血腥与卑劣逐渐曝光之后，他们又将拉美的恐怖分子格瓦拉捧上神坛，视为“人类的解放者”和“圣徒”。

   与此同时，“反美”成为西方精英知识分子“政治正确”的标榜。在欧洲，仿佛不反美便不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例，十有八九都以反美为荣。他们在攻击美国是“霸权主义”的时候，却无力解决像科索沃危机这样发生在自己家门口的人道主义灾难。他们声称关心落后国家、被压迫民族的命运，却成群结队地去朝拜像阿拉法特那样的独裁者和腐败分子。二零零六年六月，我在柏林出席国际笔会年会，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发表长篇开幕演讲，将今天的美国比喻为昔日的法西斯德国，将美国总统布什形容为战争狂人希特勒。他的演讲慷慨激昂，获得了在场的数百名作家狂热的鼓掌和欢呼。谁知，不久之后却爆出格拉斯本人曾是青年党卫军成员、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一直隐瞒此段经历的丑闻。此一个案，即表明了老欧洲的左翼知识分子的虚伪与自私。

   在政府层面，近半个世纪以来，“老欧洲”各国渐渐忘记了是美国士兵将他们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更忘记了是战后美国无私援助的马歇尔计划让他们完成了重建。他们恢复元气之后，不仅没有积极支持美国对苏联集团的冷战，反而多次拖美国的后腿，扮演绥靖者的角色。当波兰的军政权镇压团结工会、美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之时，西德总理施密特竟然无耻地宣称：“波兰颁布《军管法》是必要的。”当美国要求欧洲各国停止支持苏联的西伯利亚天然气项目时候，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居然不予理睬，他们看重的是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生意来往。这些市侩般的政客，才会不在乎其邻国有多少民众在极权主义的压迫之下呻吟呢。

   伊战爆发之后，“老欧洲”的政客们俨然以世界和平的代言人自居，谴责美国穷兵黩武。他们偏偏忘记了，共产主义的幽灵，正是从他们的土地上发源，进而为祸世界；他们偏偏忘记了，法西斯的毒素，也是在他们的土地上诞生并蔓延，那时候他们是那样期盼着美军前来解放之！当年在希特勒的蹂躏下渴望自由的欧洲人，与今天在萨达姆的蹂躏下渴望自由的伊拉克人相比，有什么区别呢？冷战时代，如果不是美国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对抗苏联的挑战，西欧能够平安五事吗？

   “老欧洲”是近代以来自由、民主、人权价值的发源地。但是，在最近一个多世纪里，“老欧洲”深陷于左派思想的污染之中，逐渐失去了崇高的信仰和稳定的价值坚持。在革命风暴和乌托邦理想的折磨下，在经历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轮番肆虐之后，“老欧洲”逐渐变成了一艘漏洞百出的破船。

   与暮气沉沉的“老欧洲”相比，刚刚从共产独裁制度下解脱出来十多年的“新欧洲”，则义无反顾地支持美国奉行的反恐和反共政策。因为他们身上的伤痕犹在，他们深知在被专制奴役的滋味为何，他们不愿重新回到那暗无天日的生活之中。自由不是凭空掉下来的馅饼。东欧各国更知道美国为其解放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和最无私的帮助，如今有责任以对美国的支持和对全球安全与自由的支持来回报之。

   职之是故，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不仅主动出兵参加美英主导的伊拉克战争，而且邀请美国在其国内设置导弹防御系统，他们对俄罗斯的威权统治的发展趋势充满了警惕。近期，在波兰展开了对昔日的共产党罪恶的新一轮揭露与清查，原东德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受害者们也凭借新通过法案获得了国家补偿。他们通过这一系列的做法表明与昔日的共产制度决裂。最让我尊重的是弹丸小国的爱沙尼亚，不畏俄罗斯的威胁恐吓，毅然拆除昔日占领者留下的耻辱印记——“苏军纪念碑”，并计划修建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相呼应的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如立陶宛等也公开支持其做法。爱沙尼亚知道，有美国站在自己的身后，国家主权和自由价值神圣不可侵犯，现在再也不必看“北极熊”俄罗斯的脸色行事了。

   布什总统在东欧各国所受到的欢迎，几乎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布什在布达佩斯和布拉格发表的演讲，也得到了东欧民众的热烈回应。这一情形与布什在西欧所受到的冷遇和抗议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对比。

   “老欧洲”与“新欧洲”截然不同的“中国观”

   “老欧洲”见利忘义的行径，不仅体现在“反美”上，还体现在其对华政策上。近年来，许多“老欧洲”国家逐渐丧失了对中共政权的警惕性。他们在中国的大量投资，成为维持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最大助力。尤其是上海这样畸形发展的城市，其经济泡沫大都是由西方投资煽乎起来的。西方的政界和商界的要角们，大都像鸵鸟一样，假装看不到中国政治制度的独裁本性，假装不知道正在中国发生的诸多骇人听闻的人权灾难，如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残酷迫害。这种对超过一亿的追求信仰自由的公民的持续迫害，在西方媒体上却只有很少的报道。对于一般西方人而言，那种似乎只会发生在中世纪的宗教迫害，在今天的中国却正在发生着。

   大部分“老欧洲”国家都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这种绥靖政策乃是由其经济利益所决定的。由于一成不变地实施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管理制度，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西欧各国的经济状况长期萎靡不振，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处于停滞状态，在无互联网时代完全被美国尽占先机。某些政客在走投无路之际，便将中国看作是新兴的、充满油水的大市场，对于他们来说，订单便是一切——是利益，是选票，是救命稻草。即使中共购买的尖端武器用于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也照卖不误。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为了向中国出售其空中客车、高速火车及汽车项目，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无耻地宣称，天安门事件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不必再揪住中共不放，大家还是开心地做生意吧。法国国防部长玛丽也多次呼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然而，就在希拉克刚刚返回法国数日之后，中共当局就在广东东洲汕尾对扞卫土地权益的村民开枪杀戮。这是对毫无道义原则的厚黑政客希拉克的最大讽刺——天安门事件并没有过去，天安门事件仍然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上演着的血淋淋的现实。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为了拓展对华贸易，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承诺将在欧盟内游说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施罗德个人生活相当简朴，对振兴经济却是外行，其执政期间德国国内的失业率不断攀升。于是，他率领庞大的企业家代表团访华，签署了大笔订单，德国的汽车、电器、铁路、能源等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规模远远超过了法国。

   有意思的是，希拉克在法国的政治光谱中是一名右翼政客，施罗德在德国的政治光谱中是一名左翼政客，但他们的反美和亲中共的立场却惊人相似。由此可见，在“老欧洲”，不管左翼还是右翼，只要能从中国捞到好处，便可稳稳当当地掌权。

   法国和德国试图出卖武器给中共政权。那么，中共政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呢？它是一个只有依靠杀人才能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政权，它是一个没有经过选举的没有合法性的政权。作为“名义上”的中国“公民”，我今年三十三岁，却从未参加过一次选举，从最高元首的选举到市长的选举，一次也没有。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选举，而是来自于武力，中共魁首毛泽东就曾赤裸裸地宣布：“枪杆子里出政权。”该原则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

   欧盟不应当向中方解除武器禁运。万幸的是，由于中共自己的胡作非为，使得这一努力付之东流。就在欧盟即将启动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政策的时候，中共强迫名义上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分裂法》，该法堪称战争授权法。震惊之余，欧盟收回了相关议案，即便法德两国在欧盟内部一言九鼎，却也无力回天了。

   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是一种短视行为。短期内，它也许能够给欧盟各国会带来相对丰厚的经济利益；但长远而言，这一举动必将危害世界和平。在没有任何一个邻国能以战争威胁中国的情况下，中共当局却大肆提高军费，其军费开支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从朝鲜到蒙古，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到缅甸，从泰国到越南，没有一个邻国有力量以战争手段乃威胁中国，除非该国自己决心走向灭亡。那么，中共为什么要拼命扩充武力呢？不顾民生问题而疯狂提升军费，难道符合其“和平崛起”的政策吗？

   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为代表的“老欧洲”的政客，无视中共政权依然在残酷虐待其人民的事实，与中国独裁者们亲密无间地翩翩起舞。在法国和德国访问期间，我曾多次尖锐批评法德两国政府对中共的绥靖政策，两国的官员们却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们如此害怕中共，简直超过了当年害怕纳粹控制的盖世太保。由于中共当局软硬兼施，在欧洲大陆，从政客、商人、知识分子到汉学家、媒体，敢于公开批评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的正直之士，正变得越来越少。幸而施罗德和希拉克先后下台，德国右翼新总理默克尔和法国右翼新总统萨尔科齐都致力于修补与美国的关系，而对中共当局持批评态度。“老欧洲”也许能够“病树前头万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