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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邻居之十五：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十月九日
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早上林其根先生派车来接我们去志贺岛。林先生年已八旬，在日本居住了半个多世纪，其生活习惯已相当日本化，但对中国依然有一份特别的关怀。林先生在日本拥有一间很大的公司，现由其子负责公司日常事务。今天，林先生的儿子也亲自驱车陪同我们去志贺岛拍摄。我们分别乘两部轿车出发。
志贺岛虽然不大，在日本却非常出名。有名不是因为岛上有什么奇异的风景，而是因为在此发现了改写日本历史的“光武金印”。此印的发现改写了中日两国的关系史。
范晔在《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过去，很多历史学家都对这段记载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直到一七八九年，志贺岛的农民在耕田的时候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方，这才明白无误地证明了此文献的真实性。日本史学界普遍认为，“倭奴国”即“倭人奴国”之意，指的就是日本。
从福冈市区驱车去志贺岛，约需五十分钟时间，穿越市区之后便到了繁荣的码头。福冈的货运码头上堆满了来自中、韩等国的巨型集装箱。码头附近是一片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林先生介绍说，这不是普通的土地，乃是由填海所造之土地。此工程十分浩大，而所造之土地却十分有限。见此情形，我深感日本地狭人多之现状，这一矛盾难以解决遂成为一爆发口，而近代以来日本之对外扩张便成了必然之趋势。
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海岸线驶入志贺岛。海如美人，真是百看不厌。志贺岛上居住着一群古意盎然的民居，他们的房舍亦古色古香。有渔夫沐浴着朝阳回来，桶里满是收获的鱼虾。他们身穿的蓝色布襟衣服和靴子，都像是武士时代的存留。一路发现诸多诗碑，镌刻着《万叶集》之诗句。
村里还有一所小学，就在我们经过的公路的边上。我看到一群小孩子在操场上玩耍，孩子们的嬉笑声飘进了我们的车窗。林先生介绍说，岛上的居民大约有千人以上，岛上就业机会不多，人们大都从事旅游业和渔业，还有许多居民都在岛外工作。
岛上绿树葱茏，山峦起伏，宛如天外仙境。在临海一面的山脚下，竖立着一尊大碑，上书十一个巨大的汉字“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这里就是汉光武帝赐给日本国王金印的出土之处，此金印已经成为日本的国宝，被放在国立博物馆中珍藏起来。
这枚金印证实了古代日本乃是中国之属国。日本并没有刻意掩饰这段似乎有点“不光彩”的历史，而是堂堂皇皇地在此立起一块大碑。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值得效仿。当然，中国的“爱国志士”们也没有必要为此沾沾自喜，并以老大帝国的身份去蔑视“委奴国”。在历史上，日本固然有过从属于中华帝国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我们就有了轻视日本的权利。恰恰相反，我们在厘清危险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同时，还应当虚心探究日本科技进步、经济腾飞的奥秘。
海风拂面，清爽宜人。我们继续往山上走，上数十节台阶，在山坡上发现了一块用放大了若干倍的石制印章，如日晷般放置在一个一人高的平台上。凑上前去观察，其字样均清晰可辨。林先生说，他家中也有一枚复制的金印，是全日本仅有的两件复制品之一。
继续往山上走，我们发现了一幅画在一块巨大的水泥地上的日本古地图。这片平地就在山坡上，面朝大海，背靠森林，地势绝佳。这幅日本古地图，有十数米见方，靠近了看不出全貌来，只有继续登上一个山坡，从高出其十余米的地方俯视之，方得窥见全貌。这幅地图宛如玲珑棋局，让“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这幅红黑相间的地图，显示出了东亚大陆、日本列岛和大海的基本格局。虽然比例不太准确，却也将中国与日本的地理关系大致表现出来。有趣的是，地图的作者故意将日本列岛夸张地放置于整幅地图的中央，以显示日本才是亚洲与世界的中心。这种思路，与中国古代的帝王和文士以“中央大国”自居的心态异曲同工。
我不知道这幅地图的作者究竟是谁，但对他在远古时代就能准确把握东亚地理的分布，深感敬佩。他如何洞察海洋与陆地的比例？如何确定每个小岛的方位？如果能“起死回生”，我真想好好地就这些问题请教于他。神秘的天文地理之学，让我既痴迷又困惑。
面对波涛汹涌之日本海，观此色彩斑斓之古地图，中日之间数千年来尤其是近百年来之恩恩怨怨顿时涌上心头。
在结束此次访日之时，我不禁想起了百年之前中国士子黄璟访问日本时的感受来，他在日记中写到：“至入其境，见夫田畴井井，厘若图画。男妇勤能，风物都美，古所谓野无旷土，国无游民者……遍目中，学校如林，铁轨如织，无人不学，无学不精。凡商业、工艺、武备、警察、开垦、矿业诸大政，靡不悉心筹计，不稍留缺憾于纤微。”（《东游日记》）百年之后，作为又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心平气和地对比中日两国之社会状况，我的感受与之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经受了多次战争的硝烟之后，中国依然远远落后于日本。这不能不让我辈感到耻辱和伤痛。而要改变中国在个方面落后的现状，也绝非空喊几句爱国的口号就可以办到的。
一九零五年，直隶士绅潘宗礼作为第三期考察学务者被派赴日。在日期间，他深感日本之强盛与中国之羸弱，“游观日本文明制度，眷念宗邦，万端交集”。五个月的游历结束之后，潘宗礼在途经韩国仁川回国时看到，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韩国百姓生活极其悲苦。他又听说韩国大臣闵泳焕因忧国忧民而剖腹自杀的消息。在读其以死报国谢国民的遗书时，潘宗礼声泪俱下。在仁川的所见所闻，让潘宗礼更感唇亡齿寒，终至投海自尽，希望以死唤醒国人。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专门将此事上奏朝廷，并将其旅日笔记整理出十三条意见一并呈上。可惜，潘宗礼人微言轻，病入膏肓的朝廷哪里会采纳呢？近百年过去了，九泉之下的潘宗礼若重新游历日本与中国，他能够安心吗？
参观完志贺岛之后，林先生还陪同我们去福冈海洋公园去欣赏各种海洋生物，还观看了一场精彩的海豚、海豹表演。福冈的海洋馆就在海边，海水可以直接循环到馆内。路上谈起北京“霸王硬上弓”修建水族馆，最终亏本倒闭之事，既好气又好笑。北京原本不临海，并不具有适应海洋生物的生态环境，为何非得要修建水族馆？还不是某些官员好大喜功的心态在作怪，却白白浪费数亿纳税人的血汗钱。
午餐之后，林先生父子送我们去机场，并坚持一直送我们进入安检通道。福冈机场的播音居然还有中文，看来从这里回国的中国人很多，中日之间的联系也极为频繁。在由福冈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我又翻开周作人的这本厚厚的《日本管窥》。这段时间里，在每日各处奔波的间隙里，我把这本书翻看了好几遍。
周氏的日本观并无系统的理论，但处处有真知灼见。他谈论的多是恒久的文化问题，而非变化多端的世局。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优长和弊端都有深刻体认。在《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一文中，周氏写道：“老实说，日本是我所爱的国土之一，正如那古希腊也是其一。我对于日本，如对于希腊一样，没有什么研究，但我喜欢它的所有的东西。我爱它的游戏文学与俗曲，浮世绘，瓷铜漆器，四张半桌子的书房，小袖与驹屐，——就是饮食，我也并不一定偏袒认为世界第一的中国菜，却爱生鱼与清汤。”他对日本的喜爱，其实是对古代中国可遇而不可求的“想象”。那种优雅的人性、诗意的生活以及淳朴的审美，在中国已经失落很久了。因为这个理想在中国遥不可及，他便在现实中将作为邻居的日本找来“对号入座”。在日本留学期间，周氏不可抑止地爱上了日本。与哥哥鲁迅一样，他在日本也遭遇到了某些日本人作为“后起之秀”的傲慢，但更多的日本人却是如藤野先生那样和蔼、友好而单纯。
在面对日本的时候，中国人应当取其长而弃其短。一方面以日本为师，另一方面也不可放松对日本的警惕，周作人明确表示，不会因为热爱日本的古文化而忽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虐，“无论我怎样爱日本，我的意见与日本的普通人总有很大的隔阂，而且对于他们的有些言动不能不感到一种愤恨。愤的是因为它伤了我为中国人的自尊心，恨的是因为它摇动了我对于日本的憧憬。”周氏清楚地意识到了中日之间的隔膜，这一隔膜的根源乃是某些日本人“小人得志”的狂傲之气和某些中国人“老大帝国”的虚妄之心。某些愚昧的日本人把中国当作可以随意欺凌的软弱的邻居，却不知道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一旦被激发出来便是不可战胜的；而某些僵化的中国人仍然把日本当作不足挂齿的倭寇，除了嘲笑、痛恨之外，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来应对日本的野心。
周作人其实是一个明白人。抗战期间，凭借其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深切的洞察，他本来可以成为“文化抗战”战线上的猛士，却偏偏堕落为万劫不复的汉奸。他的落水既有家眷拖累的因素，更深层的原因乃是他对中国现实的绝望，以及他自欺欺人地以为日本能帮助中国重建伟大的古代文化、共同缔造东亚文明的辉煌。五四启蒙运动的失败，使周作人悲观地认为中国人无法实现自我拯救。
因此，在我看来，周作人当汉奸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文化虚无主义的立场。战后，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投入监狱，他在狱中所写的“自白书”中，有这样的自我辩护：“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这种表面上理直气壮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辩护是软弱无力的。周作人所谓的“抵抗奴化”，其实是俯首帖耳地为“奴化”服务。当他穿着军装站在伪政府的高级官员中装模作样地阅兵的时候，作为“五四”一代启蒙先驱的“周作人”已然死去，如今活着的仅仅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周作人因为了解日本而堕落为汉奸，比那些不了解日本而成为汉奸的人更加可恨。但是，周氏至死也没有对自己落水当汉奸的举动表示忏悔，甚至也没有清晰地袒露过那段心路历程。他像蚕一样将自己包裹在厚厚的茧当中，留给后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号。
日本是中国恒久之痛。但是，对于一个我们不了解的国家，谩骂是毫无意义的，仇恨也达不到任何的果效。日本是中国的学生、老师、邻居、敌人和朋友。日本人有其突出的长处，其长处在于勇于学习也善于学习；也有其鲜明的短处，短处在于一直没有形成确定性的民族精神体验。蒋百里指出了日本人精神上的弱点：“日本国民原是崇拜外国人的。这种几千年的遗传，一时不容易改革过来——本来假如从日本文明中，除去了欧美输入的机器与科学，中国印度输入的文字与思想以外，还剩着些什么？现在它却妄自尊大，夸示它有的能力。它的宣传愈是扩大，它的内容愈是空虚。它如今将崇拜的心理，转移到了嫉妒上去。一方面对中国用兵，一方面却主张人种战争。而畏惧外人的心理，仍像伏流一样，弥漫于一般社会。”日本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日本的某些短处也正是中国人的短处。我们也一直未能确立一种稳定的精神信仰。直到今天，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我们依旧迷惘和困惑；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的道德伦理却跌破底线。中国该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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