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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汉成帝修昌陵，久而不成。连皇族刘向也看不下去了，上疏说：“及徙昌陵，增卑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近卒。功费大万百馀，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臣甚愍焉！”群臣也议论说：“卒徒工庸以臣万数，至然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
中国的统治者对治国一向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只喜欢做两件事：一是迷信佛道，以求长生不老；二是大修陵墓，以求永垂不朽。上面两段皇族和高官的言论，想来不会有多少的夸张，而只会有相当的缩小。昌陵地势低，成帝想填高，便从东山取土，居然使得泥土的价格同谷物相同！这些正是中国史书中最为精采的地方。国学大师们大概又找到了沾沾自喜的论据：你们快来看，中国在汉代就多么繁荣富强，谷物像泥土一样多！
修筑陵墓，使泥土价比粮食，皇帝的本领就有这么大。恐怕连齐天大圣孙猴子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变这么稀奇的戏法。谁叫“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呢？我又想，越是残暴的独裁者，越对“身后事”感兴趣。近来读到一篇苏联医学专家的采访记录，他是负责处理斯大林尸体防腐问题的首席专家。他一往深情地回忆起当年如何挑灯夜战、绞尽脑汁，解决防腐的技术难题，开创了科技新纪元，从而使得领袖的尸体在水晶棺中栩栩如生。而今，这个专家失业在家，昔日辉煌不在，真是黯然伤神！我忽然想起金字塔中那些制作木乃伊的奴隶来，惊出一身冷汗：历史在流逝，人类为何没有一点的进步？二十世纪的科学家与古代埃及的奴隶，为何精神境界竟是如此的同一？不过，还是有了一点进步：在今日极权主义垮台的俄罗斯，这名科学家毕竟失业了，再没有领袖的尸体让他“防腐”了。
十二
王莽篡位之前，群臣奏曰：“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庙，享祭群神，赞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
这段文字暴露了汉语及汉语思维的本质，一言以蔽之：虚伪。“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真假假不过在一步之间而已，谁都当不得真、也都当不得假。所谓“假皇帝”，早已把“真皇帝”捏在手心里。使用汉语的人的卑鄙无耻，已达万劫不复的境地。把钦定的接班人变成万恶的卖国贼，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
《封神演义》中任何神仙的法宝，也不具备汉语的魔力。
十三
王莽末年，“关东人相食”。中国的史籍上，“人相食”比比皆是，为什么唯有鲁迅才发现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呢？
“人相食”不足为怪。我感兴趣的是下面的一段记载：“莽又多遣大夫、谒者分教民煮草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费。”由此可见，王莽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他是“代用品”的发明者。我不知道王莽发明的“草木酪”是不是比观音土更好吃，但我听说过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又在津津有味地咀嚼各种神奇的“代用品”，他们中自然有我的父老乡亲。
今天，在京城及其它城市里，餐饮业和色情业生意兴隆。在摆满飞禽走兽的餐桌上，官员们的肚子日渐膨胀，有如孕妇。百万计的官员们，恶毒甚于蝗虫，农人们却用粮食毕恭毕敬地饲养着他们，直到自己碗里颗粒全无。
读晚清笔记，陈康祺《郎潜纪闻》载：“同治三、四年，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后增至一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惨矣。”读至此，不禁毛骨悚然。吃人的行径其实是我们历史中的“常态”，这样的历史，并非没有重现的可能。
十四
刘秀的部将耿弇被誉为一代名将，“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焉”。
屠城三百，究竟杀害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呢？我无法统计。读至此，我恨不得把《通鉴》扔进茅坑中去——司马光之流，自诩为大儒，何尝有一丝悲悯之心？居然用这样的文字来为刽子手歌功颂德！
十五
和帝邓皇后为贵人时，“独尚质素，其衣有与阴后同名者，即时解易，若并时进见，则不敢正坐离立，行则偻身自卑，帝每有所问，常逡巡后对，不放先后言。”帝叹曰：“修德之劳，乃如是乎！”而阴后在和帝患病时则密言：“我得意，不令邓氏复有遗类！”吓得邓氏差点饮药自尽。
宫廷内外，人人都是“偻身”之人。从本质上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偻身文化”——使人不成其为人的文化。邓氏的作为全是假装出来的，目的是受到皇上的赞美。皇上却认为这就是“德”，而阴后与邓氏有生死一线之争，故能洞悉邓氏内心的隐秘，乃生杀心。整个帝国就像是一间冲洗胶片的暗室，容不得一丝光明。
十六
汉代经学，走向虚伪的极端。做学问与做人都是一样。陈留仇香，“虽在宴居，必正衣冠，妻子事之若严君；妻子有过，免冠自责，妻子庭谢思过，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终不见其喜怒声色之异”。
最不幸的人就是做这个伪君子的妻与子的人。倘若要我一生侍候这样的一具僵尸，我宁可一头在墙上撞死。大奸大恶如曹操者，有一二分率真，倒还让人感到“人气”扑面而来。最可恨的是那些僵尸们，谁是僵尸呢？古有这名一代大儒，今有言必马列毛的教条主义者（李锐先生的女儿李南央笔下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马列主义老太太）。
十七
董卓大军所至，“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捉到俘虏，“以猪膏涂布十馀匹，用缠其身，然后烧之，先从足起”。这一切，居然在礼义之邦堂而皇之地发生了，也许是董太师不读圣贤书的缘故吧？
董卓被杀后，暴尸于市，“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为大炷，置卓脐中燃之，光明达曙，如是数日”。此乃一大怪事也。对待所有食民而肥的肥胖官吏，是否也可如法炮制吗？那样，我国的电力大概就不会紧张了。
用残酷的方式杀人的人，立刻又被他人用更加残酷的方式屠杀了。在黄河一样流淌的血泊中，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现一双仰望星空的眼睛呢？
以暴易暴是中国历史的主流，而爱在中国却难于上青天。暴力将所有的人都变成囚徒和凶手，杀人者同时也是被杀者，吃人者同时也是被吃者，这才是最可怕的结局。
要改变这样的历史循环，让我们倾听一下马丁•路德•金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次演讲吧。那种无条件的爱给他带来了怎样的一种自由，这是一种能将恶毒的敌人转化成兄弟姐妹的自由，这是一种任何残暴凶狠的外部力量都无法摧毁的自由。马丁•路德•金说：“我已经经历过太多的仇恨而不想再仇恨下去……不管怎样，我们都必须能够站起来对我们最冷酷的敌人说，我们将用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与你们施加痛苦的能力相抗衡。我们将用精神的力量和你们肉体的力量进行较量。不论你们如何对待我们，我们都仍然热爱你们。我们不可能问心无愧地在你们不公正的统治下遵循那些不公正的法令。因为不与邪恶结伙同只与美德为伴一样都是我们处事的道德标准。把我们投入监狱吧，摧毁我们的家园吧，伤害我们的孩子吧，我们仍然热爱你们。即使你们派出打手，在半夜里把我们打得半死扔在路边，我们仍然爱你们。即使你们让遍布全国各地的媒体四处宣扬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如何如何不可靠，我们仍然爱你们。但有一点你们必须记住：我们对痛苦超凡的忍耐力最终会使你们精疲力竭，我们最终会赢得自由，赢得不仅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将在挖掘你们良知的过程中，赢得你们。到那时，我们的胜利就将是双倍的胜利。”
后来，马丁•路德•金虽然被一名邪恶的“爱国”的警察暗杀了，但他的精神却在美国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杀手威尔逊在内心痛苦的煎熬中死去了，他的儿子成了一名牧师。这名牧师公布了父亲的罪孽，并沉痛地表示：“我必须洗清我的灵魂，我必须卸下这个灵魂的十字架。” 马丁•路德•金拯救了黑人，更拯救了白人，跟华盛顿一样，他也是美国的父亲。
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长久以来，我们只有杀戮和仇恨，没有灵魂和忏悔。我们的文化资源孕育不出我们自己的马丁•路德•金。
十八
刘备的出场。
《通鉴》一开始便介绍说：“中山靖王之后也。”我暗自感到可笑：一个卖草鞋的穷小子，究竟跟中山靖王有什么关系呢？刘备先生硬要拉起一张虎皮来，能骗谁呢？他的“皇叔”称谓就像婴孩的尿布一样。紧接着，史书描写其外貌，所谓：“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对此，我询问过学生物的朋友，他们都说可能性不大。可是，这样的描述居然一本正经地被写进了史书，那么我们的史书完全可以当成笑话来读。
刘备的出场，为什么不能是刘备自己昂首挺胸地说：“我是刘备”呢？
十九
曹操在许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日：“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通鉴》如此记载曹操的反应：“操失色，俛仰求出……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目后不复朝请。”我不知道史官凭什么写下这些细节（他是亲历者吗？显然不是），我也不知道曹操有什么害怕的——在曹操眼里，汉献帝不过是一团泥巴而已。曹操是泥人张，泥人张捏泥巴，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这段记载之后，紧接着便是曹操杀董后的情节：“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日：“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馀人。”这段情节颠覆了前面的细节。由此可见，曹操在献帝面前哪里会汗流浃背呢？他凌辱皇帝的老婆如同凌辱家里的奴婢，他对皇后想骂就骂，想杀就杀。丧失了权力的皇帝只好默默看着自己的妻子被拖出去杀害。史官本来想给皇帝脸上贴点金，然后自相矛盾的内容，却弄巧成拙。
谁是皇帝并不重要，谁有权力才重要。汉献帝确实很可怜，但是如果他有祖辈那样的权力（如武帝），他也不会对谁有怜悯之心的。
二十
吴国的末代之君孙皓恶人视己，群臣侍见，莫敢张目。丞相陆凯曰：“君臣无不相识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孙皓乃听凯自视，而它人如故。
独裁者往往都有些怪癖。孙皓是个典型的妄想狂，我想，他的面目大概非常丑陋，不然他不会这样害怕别人看到他的长相。于是，在他的宫廷中，“看”也是一种权力。说到底，中华文化就是一种权力文化。
到了统治术更为精密的现代极权主义国家里，独裁者（也就是奥威尔所说的“老大哥”）一般不会轻易在群众中露面，但他们的画像却贴满帝国的每个角落。晚年的斯大林隐居在别墅里，连政治局委员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老百姓对着领袖的画像“早请示、晚汇报”，而画像的主人却在深宫中干尽了丧尽天良的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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