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余杰文集

经济全球化的主角之一是大型的跨国公司。在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中，跨国公司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某些顶级跨国公司的经济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中等规模的国家。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有些跨国公司违背人类基本的道德底线，或者疯狂掠夺后发展国家的能源及各种资源，或者将垃圾、有害农药、有危险的基因产品等倾销到穷国，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成为其牺牲品。

更让人忧虑的是，许多跨国公司为了经济利益，与独裁政权狼狈为奸，成为其最大的支持者。最突出的情形便是若干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恐龙式”的超级跨国公司在世界百强中占有三分之二，在中国的投资最多，陆续被曝光的恶行也最多。比如，美国最大的连锁超级市场沃尔玛公司订购中国监狱囚犯所生产的大量廉价商品，思科公司帮助中共建立“网络长城”（剥夺公民知情权的“金盾工程”），微软公司应中国的要求单方面删除《纽约时报》助理安替撰写的包含所谓“敏感”内容的博客，雅虎公司向中共当局提供异议作家的个人资料并导致多人被判处重刑，谷歌公司为适应中国信息不自由的“国情”而推出经过了过滤的“谷歌中国”……这些公司在中国的行为，与他们在西方的行为截然不同。他们在有法律的地方遵守法律，在没有法律的地方为所欲为，甚至连起码的道德伦理都抛弃了。

大概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本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当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崩溃之后，世界上最大的共产政权居然是中共政权，而对中共政权帮助最大的，不是其他国家的工农大众，却是作为“垄断资本主义”最典型代表的西方跨国公司。当然，中共自己早已背弃了共产教条，它只要能生存下来，便不惜与任何“敌人”亲密合作；但是，依托于西方的文化、道德、宗教信仰及经济规律的跨国公司，是否可以仅仅为了赚钱便为虎作伥呢？

雅虎扮演盖世太保的线人角色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二日上午，雅虎年度股东大会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圣塔克拉拉县会议中心召开。受师涛母亲高琴声的委托，雅虎股东之一赵京在股东大会上宣读了这位母亲写给雅虎股东的呼吁信。信中说：“雅虎对客对用户的出卖彻底毁掉了我儿子的前途，也毁掉了他的健康，给我和我全家带来巨大的苦难……我不禁想问，除了我儿子，雅虎还以这方法出卖了多少客户？还有多少家庭受着我的痛苦？我希望雅虎所有股东了解这一真相，并呼吁有良知的股东采取措施防止他们更多的客户受害。”

现年三十九岁的师涛，因使用雅虎信箱为海外媒体发送有关中共当局禁止报道天安门屠杀事件，而被当局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至今仍在服刑的师涛，由于监狱的恶劣环境身患多种疾病，而他的刚刚新婚一年的妻子也在当局的压力下与之离婚。师涛是我好朋友，是一位真诚而正直的诗人、政治评论家、记者和编辑，他曾经编发过我的许多文章，也参与过我发起的多起人权事件的呼吁书。雅虎的香港分公司向中共安全部门提供了师涛的个人用户资料，这些资料成为师涛被判刑的罪证而出现在判决书中。

这并不是雅虎第一次作恶。遭到雅虎出卖而被关押的大陆异议人士：网络作家王小宁二零零三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当局判刑十年，二零零三年四川达州前财政局官员李志被被判刑八年，二零零二年辽宁网络活跃人士姜力钧同样因雅虎提供了个人信箱的讯息而遭判刑。雅虎辩解说，他们的做法是遵守所在地的法律。但是，香港法律并没有规定网络公司有向当局提供用户个人资料的义务。雅虎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如同纳粹德国盖世太保的线人：雅虎将用户的个人资料呈送给中共的安全部门，他们完全知道后果是什么；如同昔日盖世太保豢养的一批线人，他们向盖世太保提供犹太人的资料、以便对犹太人实施抓捕和屠杀。我们能够说大屠杀与这些线人毫无关系吗？我们能够说线人是无辜的吗？

二零零六年五月，我在白宫与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也谈及师涛问题，我希望美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其早日获得释放。布什总统解释说，在美国的制度格局下，政府难以对私人公司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建议利用媒体的力量影响雅虎的股东，并由股东改变公司的决策。如今，雅虎股东大会上有关议案的提出，以及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女士赴美为儿子的处境呼吁、并计划通过律师起诉雅虎，正是按照布什总统的建议在运作。与此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王小宁案件一样，舆论和司法双管齐下，已经让雅虎开始尝到了作恶的苦果。

在此之前，雅虎根本不理会被害者的悲惨遭遇。他们不仅粗暴地对待前来其总部示威的“记者无疆界”的人员，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资助两百万美元、用于“信息自由”项目。在中共政府的影响下，香港特区政府下属的私隐公署判定，雅虎香港向中共公安部门提供师涛的IP地址，并不损害用户的利益。该决定固然让雅虎大大松了一口气，却激起舆论更大的反弹，香港舆论置疑特区政府已经沦为北京的应声虫。

在当天的股东大会上，尽管没有通过要求审查雅虎高层在若干中国大陆言论自由案件中的作为的提案，但雅虎已经意识到其丑行正在被曝光。雅虎发言人库利南对媒体表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美国政府而不是单个公司，因为即使比雅虎更大的其他公司也没有任何办法影响中国。他说：“我们认为互联网有利于信息自由，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是整个互联网产业的问题、全球的问题，而且应该由政府负责。”他强调说：“有关人权的问题，不是一万三千职员会认为中国人被关押是个好事情，但我们需要找一个适合的方式帮助这些人获得自由。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是美国政府。”雅虎方面又将球踢到了美国政府一边。既然雅虎主动要求美国政府干涉此事，那么布什总统也许可以顺理成章地介入，由政府主导整合美国所有的互联网公司的力量，以集体的力量对抗中共。

谷歌甘当中共的“看家狗”

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Google）大张旗鼓地推出专门适应中共要求的、对“敏感信息”作了过滤的“谷歌中国”。美国财经专家白赛克在题为《没被赤化的，上不了Google》的文章中指出，“不为恶”这句谷歌的“口号”已经不再适用，新的版本应该是“不为恶，除了在有一亿一千一百万网民与无限商机的中国之外”。

谷歌的两位创始人佩吉与布理恩，以前曾一心一意地让知识与信息在全球的各个角落自由流通，如今却协助专制独裁的中共当局禁止中国民众获取多元化的信息。谷歌的行为与也与那些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实施器官移植手术——那些器官大都是通过非法手段从死囚身上取下来的——的西方富翁极其相似，这不是作恶又是什么呢？

谷歌的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谷歌（最早被中国人译为“古狗”）是一只一夜成名的“导盲犬”。它是流动的图书馆，它的出现改变了人类对知识的看法。但是，谷歌在中国却迅速堕落为中共政权忠实的“看家狗”。一般人似乎无法理解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一家宣称“决不作恶”的、以扩展自由为旨归的跨国公司，为何甘愿充当中共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权的帮凶呢？白赛克充满讽刺意味地指出，在谷歌上面用“勇气”的英文搜寻，找到的网站超过四千九百万个；用英文“良心”搜寻，超过三千二百万个；用英文“脊梁”搜索，超过二千九百万个。但是，“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这家拥有全球最多用户的搜寻引擎公司向中共屈膝时，看起来好像把上面三样东西一次都丢光了。”

其实，在正式推出自动删掉中共不喜欢的内容的“谷歌中国”之前，谷歌早已开始了中共要求的“自律”。我个人便有过这样的经验：当我尝试用谷歌搜索自己名字的时候，那些我在海外发表的政治评论文章的题目大都会被排列出来。但当我去点击某篇文章的时候，立即显示为“没有此内容”。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我再也无法点击开其他的内容，也无办法登陆其他的网站，电脑顿时处于“休克”状态。我只能重新开机。这种情形的出现，显然是谷歌与中共达成了某种默契——通过此种方式惩罚那些希望阅读中共不让阅读的信息的公民。“谷歌中国”推出之后，信息过滤和隔离更为彻底：如果我再次尝试搜索我的名字，连那些我在海外发表的文章的题目都荡然无存了。在谷歌忠心耿耿的帮助下，中共宣传部可以像纳粹宣传部一样，千万次地向公众灌输谎言，因为真相已经被消灭了。

当然，谷歌在某些时刻表现得相当“勇敢”——当美国司法部要求他们提供部分资料，以遏制色情网站的泛滥的时候，他们“勇敢”地拒绝了。谷歌知道美国政府是一个讲理、讲法的政府，是一个可以对话、批评乃至拒绝的政府。而当中共提出若干与互联网原则背道而驰的要求时，谷歌却不假思索地同意了。他们知道中共当局是一个不讲理、也不讲法的政府，是一个不可以对话、不可以批评、也不可以拒绝的政府。谷歌实在太聪明了，“记者无疆界”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谷歌顺服中共的决定是“高度伪善”，“中国的网络越来越孤立于外界，而且表达意见的自由越来越小，这些公司过度地高估未来网络世界的自由与无限，只是为了方便隐藏他们难以令人接受的道德瑕疵”。

在我看来，谷歌在中国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道德瑕疵”，而是参与犯罪。一个曾高调宣称“决不作恶”的公司，进入中国之后就公然作恶；可以估计，还有更多不曾表明过“决不作恶”的公司，正在默默地作恶。

沃尔玛不战而降

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连锁公司近日宣布，已在中国总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党支部。自二零零六年八月份以来，沃尔玛先后在中国建立了五个类似的党组织。

在此之前，沃尔玛已经顺应中共的要求，在企业中建立了工会。在西方市场上，沃尔玛一向是我行我素，拒不建立工会，拒不接受美国劳联产联严厉的批评，显示出其牛筋一般的脾气。但是在中国，它却不敢违背中共当局的命令，乖乖地建立了工会。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吗？

中共以工农运动起家，在其执政的半个多世纪里，却将工农运动视为仇寇。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判刑最重的往往都是工运积极分子，而非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近年来的农民维权活动中，当局甚至悍然命令军警向群起抗议的农民开枪。这说明中共最害怕的还是蕴藏在工农之中的力量。那么，中共为什么对在沃尔玛建立工会如此积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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