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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在近期播出,引起了观众们的热切关注。长期垄断信息资源、腐败且低能的央视,总算有了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从十八年前的《河殇》到今天的《大国崛起》,时间横跨了两个世纪,亦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难于上青天”的鲜活见证。前世今生,沧海桑田,让人唏嘘不已。
当然,今天中国大陆言论自由的尺度远远比不上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时候,《河殇》敢于直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倾性和保守性,呼唤以“蔚蓝色”为表征的西方文明。当时思想开明的总书记赵紫阳,亲自向高级官员们推荐此片。而今天的《大国崛起》,丝毫不敢涉及中国当下的任何现实问题,只能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方式旁敲侧击。在言及“制度文明”的时候,还不得不“犹遮琵琶半遮面”。即便如此,它在万马齐喑中,仍然显得鹤立鸡群、一支独秀。
何为“大国”,如何“崛起”?在长达十二集的《大国兴衰》中,先后介绍了晚近五百年来九个大国渐次崛起的历程,它们分别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真正的大国,不是以疆域之广、人口之多和军队之强来衡量,更重要的标准乃是其文化思想的创造力及对世界的辐射力、经济的活力、科技的创新能力、制度的稳定性,还有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否能够体验到充沛的幸福感和尊严感。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与“大国”显然无缘。今日经济畸形增长的中国,文化因禁锢而凋敝,民众因专制而冷嘲,公义因腐败而失丧,“和平崛起”尚遥遥无期。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在由官方制作的大型电视记录片中,《大国崛起》第一次肯定了“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正面价值”。两年前曾到中南海担任“南书房行走”、给政治局常委们上过课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钱乘旦,是该片的学术顾问。研究世界历史的钱氏,在片中论及英国的崛起的时候,盛赞英国的自由经济制度和背后保护私有财产等的法律保障,也阐明了英国是最早建立多党制、议会制和选举制度这些“政治文明”的国家,这些制度至今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当然包括曾经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在内。香港与大陆名为“一国”,实则“两制”——两种制度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大国崛起》也不再遵循老祖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流淌着鲜血”的批判,即便对殖民主义也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承认西方的殖民主义也给落后国家带去了现代文明。虽然采访的若干西方顶级学者的言论并未全部呈现,但在新闻检查官的“火眼金睛”之下“幸存”的只言片语,已经让长期被谎言所欺骗的民众竖起了耳朵、睁大了眼睛。
老学者季羡林以“东风压倒西风”之说,乐观地估计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即有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霸主,一时间,“爱国贼”们欣喜若狂,一副义和团式的刀枪不入状。但若以《大国崛起》中的标准来评估,结论很简单:一日中共一党独裁的制度不去,一日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便无法复兴,一日中国的大国之梦便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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