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作为国家电视台，更准确地说，作为党的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以其在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成为中国传媒界无与伦比的“托拉斯”和“辛迪加”。一个央视著名的主持人曾经坦白地说过，面对数亿的观众，即便是让一条狗来当主持人，它也能够红遍半边天。确实，央视的那些主持人和编导们，没有几个人的智商是高过猫狗的。惟有弱智如猫狗，方能像罗京和邢质斌那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出现在“新闻联播”之中，用僵尸般的音调，发布来自中央的声音。如果还有一线良知、还有一丝人性，必然就像天安门大屠杀之后的杜宪和薛飞那样，因为那一滴宝贵的眼泪而被驱逐出央视的岗位。

   央视自诩为最受器重的党的喉舌——在今天这个电视成为“第一媒体”的时代里，央视的地位已然超越毛泽东时代显赫一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即便是作为半个东厂的“新华社”，比起蒸蒸日上的央视来也显得逊色三分。不过，在权力熏天的中宣部眼里，央视也就是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倡优而已：制作并播放法轮功修炼者在天安门自焚的假新闻，让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萨斯肆虐的时候公然露面说“中国最安全”，一年一度炮制作为全民每人一勺的精神鸦片的“春节联欢晚会”……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党的权柄、为了党的荣誉，央视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然，央视是死不了的，只要中国一天处于中共的独裁统治之下，央视就能享有一天的垄断地位，这垄断地位带来的是滚滚财源——每年公开拍卖所谓“标王”广告（即“新闻联播”之前收视率最高的那两三分钟的广告时段）日渐水涨船高，已高达数亿之巨，央视完全是空手套白狼，得来全不费功夫。
   在我看来，与其说央视是党的喉舌，倒不如说是皇帝的尿壶。有人问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忍受的垃圾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中央电视台拍摄的那些风靡天下的、以历代皇帝为主人公的电视连续剧。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越是宣称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的电视剧、越是在各大媒体上爆炒的电视剧、越是吸引最多广告客户的电视剧，就越是臭不可闻的、散发着毒素的文化垃圾。
   如果说央视是皇帝的尿壶，那么这把尿壶的第一护法当之无愧地就是央视“第一女导演” 胡玫，她导演了从《雍正王朝》、《康熙大帝》到《汉武大帝》等不计其数的帝王剧。胡玫是一名很喜欢谈论思想和文化的导演，这一习惯也许是受到与之关系暧昧的“第一御用思想家”何新的影响。在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何新迫不及待地献身充当中共的尿壶，亲自到各大高校演讲，说中共的镇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过，中共向来对待走狗刻薄寡恩，何新被当作尿壶使用过一回之后，连中共也嫌他太臭，将其搁置在一边。最后，郁郁不得志的何新终于通过胡玫的渠道传播其思想毒素，这种毒素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继续老老实实地当奴隶，简言之，便是“世上惟有奴隶最幸福，你们看皇帝好辛苦”。今天，党就是皇帝，党是比皇帝还要厉害的皇帝，你们就心安理得地接受这样的命运吧——就像在埃及充当法老王的奴隶的犹太人一样，有棚子住、有肉汤喝，为何还要跑到旷野里去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呢？
   胡玫在一篇自我介绍中如是说：“胡玫是中国屈指可数的优秀女导演之一。追求个性化的视听语言、独特的视角、悠缓的叙事风格，使她游刃于艺术与现实之间。” 胡玫拍摄的《雍正王朝》获得了金鹰奖的八个奖项和飞天奖的六个奖项。二零零五年的新作《汉武大帝》虽然投资高达五千多万人民币，但仅央视一家首播就付出了四千五百万的播出费，音像版权高达一千多万，最终央视依靠这部大戏收入一亿两千万，成为二零零五年央视最赚钱的一部戏。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某些影视作品奖项的多少、赚钱的多少，并不与它的文化含量、艺术水准与思想价值成正比。相反，两者有时甚至成反比。
   胡玫的代表作《雍正王朝》是一部什么样的电视连续剧呢？雍正在位期间杀人如麻，从自己的亲兄弟到民间知识分子，从九旬老翁到呱呱坠地的婴孩，都毫不手软地挥起屠刀。然而，《雍正王朝》却把这个清代最残暴、最血腥的皇帝，塑造成勤政爱民的、不是唐太宗胜似唐太宗的一代明君。在电视剧中，雍正皇帝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党的好儿子雷锋同志。那么，伟大领袖的那句题词不妨改成“向雍正同志学习！”如果说《雍正王朝》是一部类似港台片的“戏说”，那倒还情有可原；但是，胡玫女士却硬要将其“论证定位为一部严肃的历史正剧”，那便不可原谅了——因为这是以“正剧”的形式肆无忌惮地改写和歪曲历史，并公然为皇权专制主义张目和招魂。在人类普遍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今天，我不禁要问：胡玫女士的心中究竟是一把什么样的标尺？学者秦晖在《从“戏说乾隆”到“胡说雍正”》一文中质疑说：“看着《雍正王朝》，我有一种回到‘文革’时代的感觉。此剧‘影射史学’式的‘胡说’方式，‘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法，以及指导其编造‘历史’的‘法家史观’和夸张‘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叙述模式，都与‘文革’时如出一辙。……《雍正王朝》宣扬的与其说是‘改革皇帝’，毋宁说是‘文革皇帝’。而究其实，则是宣扬封建专制主义，而且是比封建传统中的儒家更为极端的专制极权主义。”
   在央视一套的黄金时段，《雍正王朝》之后是《康熙大帝》，接着又来了《汉武大帝》。好在中国历史悠久，皇帝有几百个，其中建立“丰功伟业”的也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等等二三十个，胡玫等缺乏想象力的导演们，暂时还不至于缺乏素材。有评论者指出：“尽管从剧本来看，《汉武大帝》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胡玫在剧中表现出的金戈铁马征战天下的恢弘场景无疑符合了时下观众对强汉气势的渴望。”其实，这种渴望首先是中共统治者“和平崛起”战略的投射，以及长期进行民族主义宣传洗脑所达成的效果。但是，对于数以千计死于矿难的矿工来说、对于上亿有病却无钱上医院而在家中等死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来说、对于孙志刚和黄静以及受到骇人听闻的虐待的法轮功修炼者和基督徒们来说，“强汉气势”究竟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呢？天下是天子的天下，GDP是天子的GDP，皇帝陵、世纪坛和奥运会也是天子的皇帝陵、世纪坛和奥运会。老百姓只能望梅止渴，老百姓只能像群众演员那样一群一群地死于帝国军队的刀剑之下——在二零零五年的定州和东洲，那里流的是真正的、殷红的血。
   我并非一味反对拍摄古装片，美国大片《勇敢的心》和《角斗士》就曾经让我如醉如痴——我关注的不是那些扣人心弦的情节和宏大壮观的场面，而是其中体现出的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自身尊严的捍卫。《勇敢的心》和《角斗士》里的两位英雄的主人公，在各自的时代里绽放出了人性的光辉，这种光辉穿透历史幽深的隧道，直抵我们的心灵。我想，优秀的电影和电视，正是在梦想和现实的张力之间，让我们获得安慰、获得快乐、获得对自我品质的确认。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也是如此：一个卑微的女子居然成为主人公，皇帝却成为其陪衬；在钩心斗角的宫廷中，长今用她人性的温暖与光明照亮了每一个黑暗的角落。这样的电视剧启示我们，人其实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人其实可以像天使一样飞翔，而不必像蛆虫一样的粪坑里互相嘶咬。《大长今》与《汉武大帝》之间根本的差别在于：韩国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们的艺术家能够自由地创作，能够在作品中讴歌自由的价值；然而，我们还是一个专制社会，我们这里没有艺术家，只有“拍片都为稻粱谋”、“拍片都为媚今上”的一堆奴才。于是，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只有一串串的三寸金莲，闻到的只有裹脚布的恶臭。这些电视剧教导我们，对待皇帝要像狗一样忠诚，对待弱者要像狼一样残酷，这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人说，在中国拍电视剧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干不了的，最后只好干这一行的流氓。以前，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刻薄了，现在看来，如果不是“无知者无畏”的流氓，如果稍微有一点点正常的感觉、正常的思维能力和正常的生活态度，怎么会糊弄出如此“目不忍睹”的帝王戏剧来呢？
   每每打开电视屏幕，我很少看到跟我一样穿着的现代人，十有八就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古装人物，或者是开口“寡人”闭口“朕”的皇帝，或者是不男不女、蹦蹦跳跳的太监，或者是锁在深宫中心灵和肉体都变态的贵妃与宫女。几十集乃至上百集的长度，从头到尾都是一群自得其乐的小丑，或装疯卖傻地卿卿我我，或怒气冲冲地打打杀杀。我猜想，就算是专门研究古代服饰的沈从文先生复活，他也会在这些稀奇古怪的服装面前眼花缭乱、大跌眼镜的。有报道说，《康熙微服私访记》的第三部已经拍摄完成，正在申请“集数最多的电视连续剧”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呢。在这些冗长得如同裹脚布的电视连续剧中，古人说着现代人的话，现代人却陷入古人的思维方式之中。它们与文化无关，与人性无关，更与历史无关。
   据说前总理朱鎔基因为在央视题辞“群众喉舌”，在政治局中受了批评——明明是“党的喉舌”，你干吗要说是“群众喉舌”？难道你不知道“党”与“群众”从来就是对立的吗？与此同时，央视逐渐滑向“满清帝国”的“御用电视台”，中央首长却点头称是——我们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其实就是一个皇帝专制的大帝国啊！还是中央电视台能够深刻领会中央的精神，不愧为“中央”的电视台！
   皇帝们还能当几天的皇帝呢？中央电视台还能当几天的尿壶呢？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