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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草山》第三章 葡萄园
第三章 葡萄园
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
在隐基底葡萄园中。
——《圣经•雅歌1：14》
一
廷生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
昨天，生物系的老教授姚仁杰先生约我今天去他家中吃午饭。
刚认识不久的姚老师是一位“奇人”，我们的认识也颇有些机缘。
一九九八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厚厚三大卷的《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运动》，三卷分别名为《原上草》、《荆棘路》、《六月雪》。钱理群先生为此书作一篇长序《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在序言中，他给予这些当年的“右派言论”以高度的评价。
尤其是当年受到迫害的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们的言论，更触发了钱先生的感情和思索，因为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那些思想和言论超越了它们的时代，或者说，是时代落伍于那些鲜活的思想和言论。我更赞同后一种说法——他们太优秀了、太高贵了，邪恶如此嫉恨他们，罪恶如此恐惧他们。
双方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
于是，那些最优秀的人们，便被残酷的命运突然折断了翅膀。这个性格乖张的民族，千百年以来，总是以折磨和消灭自己的精英人才为荣耀，总是以不断地走弯路为骄傲。
钱先生在文章的末尾写道：
“今天重读这些在特定历史情景中写下的文字，我无意在谭天荣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坚守，和刘奇弟的‘正视现实’与返归平凡之间作出任何价值判断，我只相信这都是人所有的真实的选择。而且我怀疑他们所生活其中的（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中国的现实能允许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选择。因此，我关心，并且想要追寻他们后来的行踪。我要高声呼喊——
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陈奉孝，钱如平，王书瑶，岑超南，蒋兴仁，徐克学，陈爱文，江文，龙英华，姚仁杰，庞卓恒，朱庆圻，杜家蓁……，所有‘右派’兄弟姐妹，你们在哪里？这几十年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北大百周年校庆时，你们回来了么？作为真正的北大人，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北大，以至整个中国，都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
这篇文章最后注明“写于燕北园”。这是钱先生写文章的一个小小的习惯。大概，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细微的“线索”，终于引来了他所呼唤的那些名字深情的回音。
钱先生提到的那些“右派”中，有一位名叫姚仁杰。一九五七年，姚仁杰是生物系年轻的助教，是著名生物学家张龙翔教授的得意弟子，他事业的风帆刚刚拉开。大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一篇《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爱你，信任你》的文章而被打成“右派”。
暴风骤雨般，姚仁杰与那些北大最优秀的人才一起，被驱赶出校园，强行扭送劳动教养。从此，他失去了二十年的人身自由。
后来，姚仁杰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又回到了北大。“前度姚郎”以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再次在北大站稳了脚跟。他是当年被赶出北大的六百名“右派”中，又昂首挺胸地回来的那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之一。
他敏锐的思维还在，他充沛的激情还在，他爽朗的笑声还在，然而，他的青春岁月再也追不回来了。
姚仁杰看到了钱先生的序言，看到了最后那心灵相通的校友深情的呼唤，又发现文章最后注明“写于燕北园”，他大吃一惊——原来，他自己就住在燕北园。燕北园位于颐和园边上，是北大老教师比较集中的一个居住小区。
姚仁杰放下书，立刻去居委会打听钱先生的楼号、房号和电话号码，他多么想马上就见到作者，回应作者的呼唤。
很快，两位老师联系上了。两颗响当当的“铜豌豆”撞击出了闪亮的火花。
一个是下放贵州穷乡僻壤十八年的文学研究专家，另一个是在劳改农场挣扎了二十年的生物学家——他们共同承受了这所学校、这个国家的苦难。
他们曾经天各一方，却又神奇地重逢在一个园子里。
姚老师读过我的处女作《火与冰》，也知道在校庆的高潮中我因为这本书而受到的种种压力，他还在会议上向校领导仗义执言——北大如果连一名青年学子的批评都容纳不了，还有什么资格在未名湖畔树立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呢？
姚老师知道我与钱先生来往亲密，便通过钱先生打听了我的有关情况，想跟我见面。
上个月中旬的一天，当我和摩罗到钱先生家时，钱先生就打电话请姚老师来一聚。初次见面一交谈，我才知道姚老师也是成都人，我们是老乡。老乡见老乡，倍感亲切。
姚老师已经是七十古来稀的年纪，却还精神矍铄，满头黑发，声如洪钟。磨难不仅没有毁坏他的身体，反倒让他的脊梁像铁板一样压不弯。他的性格开朗乐观，一讲话便滔滔不绝。他的目光锐利澄澈，还保持着孩子般的真诚。
告别的时候，姚老师热情邀请我们有空去他家做客，他亲自下厨做川菜给我们吃。
过完了国庆的假期，姚老师来电话，约我们今天中午去他家吃饭。上午，我与摩罗、杨帆夫妇到了姚老师家，钱先生早已到了。而姚老师从一大早开始就在厨房里忙碌着，一头的汗水。
姚老师很快就摆上了满满一桌子的川菜。这样高超的手艺，在大学教授里真是罕见。姚老师说，既然是学生物的，对饮食和保健就分外关注。我们一边吃，一边对饭菜的味道赞不绝口。
吃过饭，我们坐在一起聊天。两位老师聊起人生中的风雨，感慨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那个时代的闸门，在他们的肩膀上留下了相同的印记。他们共同经受了红太阳的灼伤，他们共同反抗过那些实施精神奴役的企图。他们一青春和自由为代价，换来了人格相对的完整。
正在这是，我的传呼机响了。我掏出来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宁萱小姐，请您回电话。”
这是我的传呼机上第一次出现宁萱的痕迹。我躲到阳台上去拨通了宁萱留下的电话，是那个我熟悉的手机号码。
“廷生，你在学校里吗？你猜我现在在哪里？”她的声音，我只听过一次，我的耳朵却已经与她的声音建立起了神奇的感应。那充满磁性的、有水晶的质地和苹果的香味的声音，是独一无二的。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她的顾盼、她的轻颦、她的小小的顽皮。
“你在公司里？在家里？还是……”
“都不是！我想你一定猜不到，我现在就在北京！”她在电话的那一边得意地笑了。看来，她早已经策划好了要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
“真的吗？你在哪里？我马上来看你！”我激动得手都有些发抖了，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
“我是跟公司的几个同事一起来办事的，我们住在长城饭店。白天还有很多工作安排，我晚上到北大来见你吧。”
“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呢？由你来定吧。”我有些迫不及待了，但又知道，还得保持一点“含蓄”。
“那么，六点，在北大南门怎样？我办完事以后立刻赶过来。”宁萱说。她感觉到我的焦急了，她在安抚我呢。接着，她又有点不放心地问：“你能从人群中认出我来吗？我的身上可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志。好吧，我要考验考验你，看你的眼力如何。”
“我想，我应该可以认出你来。我们之间不是有‘心电感应’吗？我们肯定不会‘纵使相逢应不识’的。”我毫不迟疑地说。我说话的时候，仿佛就已经看到一个女孩向我走来，一个模糊的身影，穿越旷野，穿越森林，向我走近了。
于是，我们就这样快言快语地约定了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六点，北京的天已经是半黑了。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刻。
还有几分钟，我正准备出发，我的传呼响了。宁萱打来了传呼留言：“我已经到了北大南门，请快来。”
我从宿舍骑着自行车赶了过去。南门是北大的正门，虽然土头土脑的，新添加的灰色大理石门匾好像是墓碑，但它好歹也是一个标志性建筑。一般与陌生的朋友第一次见面，我们都会约在这里，即使是不熟悉北京的人，要找这里也很容易。
刚刚过了一次奢华的国庆节。不知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对某些整数有虔诚的心态。北大当然也不例外，南门口摆设了巨大的花坛和彩灯，即使在夜晚也照得四周金晃晃、闪亮亮的。这种张灯结彩的派头，倒显得这里不像是一个安谧的校园，不像是一个书声琅琅的地方。
我到门口，下了车，推着车出门。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
我四处张望，她在哪里呢？
此时此刻的南门，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在这里等待朋友的人很多。忽然，我发现西北角站着一个女孩，高挑的个子，短短的头发，清秀的脸庞，穿着黑色的短大衣。右肩背着一个小挎包。因为逆光，看不清楚她五官的容貌。
她静静地站着，像一棵春天里的树，长在清澈的溪水边上，叶子茂盛而柔软。
她不像周围的人那么焦急不安、走来走去、甚至不断地看表。她胸有成竹，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一站便是一朵脱尘的莲花，一站便将时间定格下来。她知道她所等待的就在眼前。
我一眼就发现了她。她是不是宁萱呢？
我感觉到，她很可能就是宁萱。但我不敢直接上去询问，犹豫了片刻，我还是采取保守的办法：掏出手机，拨响了宁萱的手机号码。
刚刚拨通，那个一身黑衣的女孩就径直向我走过来，像一片云。走到我到身边，她微微地把头向我这边倾斜了一点，敞亮出温柔的笑容，轻声地问我：“你是廷生吧？”
我切断手机，抬起头来，看见她的笑容，里面像水池一样装满了调皮而灿烂阳光。她包里的手机正在唱歌，是约翰•斯特劳斯《蓝色的多瑙河》的曲子。蓝色的水花似乎溅到了我的手腕上。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向她点点头，收起了手机。脸一下子就红了。
她就是宁萱。
这是与她打的一个照面。像是一出经过排演的戏剧，男女演员都如此熟悉对方的台词和动作。
宁萱看上去像是一个大一的小女生，而不像是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白领。她留着短短的、像小男孩一样的头发，不是我所想象的长发飘飘。在她那浓浓的、直直的眉毛下面，黑白分明的眼睛特别的亮，像星子在闪烁。她的个子很高，差不多跟我一样高，因为我的眼睛平视着她的眼睛。
瞬间的对视，我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她的眼睛太亮了，晃得我赶紧把目光移开。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审视”人家一个女孩子，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她却大大方方地观察着我。
她的目光直接地深入了我的心灵世界，像风，像光，像一支伸到水中的船桨。我还没有来得及下命令，所有的藩篱都自动地开启了，不需要钥匙，也不需要密码。
我们两人会心地一笑，算是认识了。其实，我们早已认识，我们在千年之前就已定下了这个约会。今天的见面不过是水到渠成。
我带着宁萱进了校门，一边走一边问：“你喜欢吃什么菜？北大里面的餐厅，各种风味的菜都能够尝到。”
宁萱说，就到学生餐厅去吧，吃最简单的东西。她说，吃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跟谁在一起吃。她又说，离开学校很久了，想重新体验一下在学校食堂吃饭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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