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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侧记
坚守自由的尊严
——徐友渔侧记
2000年5月，我应邀参加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次国际汉学会议。会议结束以后，我们一行数人乘上一艘巨型游轮，从斯德哥尔摩前往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观光。
我们乘坐的游轮是世界上最大的游轮之一，能够载客3000人。游轮行驶在碧波荡漾的波罗的海上，像一座巍峨的城堡，几乎纹丝不动。它那考验人的想象力的庞大，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了“泰坦尼克号”。我们乘电梯上到14层，步上宽阔的甲板，近处是飞舞的天鹅，两岸是森林见掩映着的童话世界一般的小村落。眺望遥远水天一色处，夕阳落下，余晖在我们的身上镀上了一层辉煌的金色。同行的几位学者，有徐友渔、朱学勤、许纪霖等人。徐友渔的夫人杨医生在瑞士国际卫生组织工作，专程赶来与丈夫会面，所以只有他们夫妻是“如影随形”，别的与会者都“形单影支”。旁人对他们很是羡慕，朱学勤打趣说：“你们应该学学杰克和露丝，到船头去表演表演‘我想飞’的镜头。”
听到朱学勤的话，徐友渔却不知究里，疑惑地问：“谁是杰克和露丝？”他问得很认真，就像在问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原来他没有看过那部具有倾城效应的电影。这时，徐夫人在一旁已经会意地笑了起来，她拍拍丈夫的肩说：“朱老师在笑话我们呢。”然后才一五一十地向丈夫解释“杰克和露丝”的典故。夫人说了半天，徐友渔才明白过来，憨厚地笑了。而朱学勤和许纪霖还是不放过他，“严厉”地指责他“脱离生活”。
每个学者背后都有很有趣的一面。很难想象文质彬彬的徐友渔会像杰克一样爬上船头的桅杆，然而在30多年以前，少年意气的徐友渔却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从书写剑拔弩张的大字报的中学生领袖到大学校园里研究最枯燥的数学公式的大学生，从冷性的英美分析哲学转向热性的当代政治哲学，从文革的亲历者变成研究者，从“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的锦宫城到风沙扑面、寒气刺骨的北京，20多年的学术生涯，宛如弹指一挥间。其间，辗转于书本与人生、历史与现实之间，冷与暖、苦涩与甘甜，如同水中之鱼对水的体验，只有自己知道。
作为旁观者和后来者，我愿意把徐友渔当作50岁上下的那一代中年学者的典型个案来观察。作为他的同乡，我的这种观察更有一种亲近感。1947年出生的徐友渔，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记得第一次与徐友渔见面，是在北大东门外一家雅致的小茶馆，他比我想象中的要年轻许多，说话还带着跟我一样浓重的四川口音。像他的文章一样，外貌很温和，骨子里却有一种不可摧抑的气质。时代在他的身上打下的深刻的烙印，这种烙印同时也存在于他的学术取向之中；同时，他又有着超越他的时代以及同龄人的地方，这种超越，我们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近年来，徐友渔一方面埋头于相当专业化的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一方面深入地参与当下激烈的思想文化争论，许多争论的话题已经远远溢出学界，而开始受到公众的关注。跟马克斯•韦伯一样，徐友渔也在一手写冷性的学术文字，一手写热性的社会批评文字。走过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热，也走过了90年代的死水微澜以及“后学”与“国学”的“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一个新的世纪之交，“知天命”的徐友渔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游学牛津、剑桥、哈佛等英美第一流名校并洞察西方当代最新学术思潮，他最终的目的还是扎根中国今日纷繁复杂的现实境况并力图“庖丁解牛”，正如他在自选集《告别20世纪》的序言《不懈的精神追求》的结尾处所说：“面对中国这块广袤、深厚、古老而历经无数苦难的大地，每个研究者和思想者都不能不肃然起敬。任何轻佻和油滑都是亵渎，任何懒惰和取巧都是失职。我们应当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和姿态，观察中国、思考中国，在观察和思考中奉上我们对她的爱心。”
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
英美分析哲学这一分支，直到今天，在西方哲学中依然是中国学者研究的冷门。对于大学本科在四川师范大学学习数学的徐友渔来说，数学的根底也许是他选择分析哲学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恐怕不在于此。因为从性格上来说，徐友渔不是那种“躲上小楼成一统”、“板凳坐得十年冷”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这门“很学术”的研究方向呢？这是我与徐友渔初次见面时想问的第一个问题。
徐友渔的回答果然与我的猜测差不多。他当时选择英美方向哲学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长于政治伦理和审美体验，拙于对经验的分析、缺乏逻辑、理性、认识论和方法论。具体到写作上，中国的文人学者写文章，一般都靠气势和文采取胜，“以情动人”多而“以理服人”少，从《春秋》、《左传》到《隆中对》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都是如此。我一直就很讨厌韩愈的文章，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其实思想专制、蛮不讲理、逻辑混乱，正是徐友渔所批评的“中国文章”的典型。一直到今天，文坛、学界以及媒体上的若干争论，依然呈现这种混乱的状况，大家的思维方法和行文风格依然没有根本的改观。
第二，一百年来，影响中国最大的西方思潮是从卢梭到马克思一脉的乌托邦思维。这一思路跟中国传统一结合，更是变本加厉，落实到现实层面，用徐友渔的话来说，就是“浪漫主义和独断政治，以及诗人气质的乌托邦狂热”。这种狂热，否定常识、否定科学、否定理性，宣扬的是所谓“人多力量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荒唐而“神圣”的观念，给我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针对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徐友渔从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罗素入手，开始了他艰苦的学术道路。他在进入具体的学者和学术著作之前，有一个大的目标和方向，这就是“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他的诸多研究都在围绕着这一轴心展开。很快，他从罗素走向另一位大师——维特根斯坦，并发现了20世纪哲学对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最根本转折，即“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以此为论题的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赞誉，并于1995年获得“金岳霖学术奖”。
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几乎都在随着“诗人”的“雄心壮志”而“高歌猛进”。结果如何，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中国人，都能够咀嚼出浓浓的苦涩。因此，徐友渔对常识和理性的呼唤，尽管不如另一些人“锦上添花”式的、对浪漫和审美的把玩，但对于现实的中国来说，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他把准了脉，知道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
徐友渔的这一选择，让我联想起近半个世纪以来“诗人”的泛滥，尤其是近年来，“诗人”们写不出诗歌来了，便一窝蜂地涌进社会文化批评领域，发高烧、说胡话。1993年顾城杀妻的丑闻，由一个诗人的丑闻演变成中国文化圈全体的丑闻。70年代诗坛先锋之一的周舵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文人看来，似乎诗人是一种可以享有杀人而不受谴责的特权人物，应当尊敬再尊敬，宽容在宽容。”我们的社会被“诗人”和“诗人政治家”牵着鼻子走，已经多次走进了沼泽地。诗人本应该在一个虚构的文学领域发挥他们的才华，一旦进入现实政治层面，起到的十有八九是负面效应。可是，直到今天还有那么一些“具有诗人气质”的文化人，如文学博士旷新年、青年作家祝勇等人在那里声嘶力竭地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他们自命精英，其实连那些只念过中学的出租汽车司机都不如——因为出租汽车司机清醒地知道，在毛泽东时代，他们连开出租车的权利都没有，出租车是“资本主义的尾巴”，需要被连根拔掉。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所谓“充满激情的知识分子”，他们连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满脑子的浆糊和垃圾。民主总比独裁好、多元总比一元好、和平总比战争好、有自由总比没有自由好，这些是连文盲都能够作出的最基本的判断；可是就是有些所谓的“精英”偏偏要说，贫穷就是高尚、文革就是民主、伟大领袖就是我们的亲生爹娘。而这些奇谈怪论往往比徐友渔的“低调”更受到关注和欢迎。这也正说明启蒙之路任重而道远。
徐友渔的学术工作，其实是想给我们的大厦的底部添上一块坚实的基石。艰涩的学术著作，不过是申明常识的重要性，用周舵的话来说，就是表明我们坚定的立场：“除了人本身——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健康、幸福和自由发展——之外，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值得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去追求的目标。离开这个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各式各样冷酷残忍的主张都可以乘隙而入，人类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都会彻底塌台。”
“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9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爆发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这是自90年代初“人文精神”讨论之后，中国知识界最有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一次论争。在这场硝烟仍然未散去的论争中，徐友渔是“自由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他与上海的朱学勤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与秦晖、何清涟、谢泳等学者一起，为捍卫自由的尊严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如果说谢泳等学者把目光对准国内、对准历史，点点滴滴地挖掘本世纪上半叶以胡适和《观察》杂志同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先驱者们的思想资源与人格魅力；那么徐友渔则把注意力对准国外、对准当下，他利用自己多次访问西方第一流的学术研究机构的有利条件，介绍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当代政治哲学的最新成果和动态。两种选择、两种关注点，却殊途同归。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化，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观点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从90年代初期的“洛阳纸贵”的《中国可以说不》到90年代末期“新左派”占据南北两个重要阵地——《读书》和《天涯》并在大学校园产生广泛影响，中国社会涌动着一种让人不安的危险思潮。本土的“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与从西方泊来的所谓最新潮、也最有杀伤力的“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合流。国内有汪晖、韩毓海等为代表，国外有崔之元、甘阳等为代表，一时蔚为大观。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敌人是资本主义。而崔之元更是极端地认为，毛晚期的极左路线能够解决当前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
对此，徐友渔作出了有力、有理、有据的批评。首先，他根据自己在西方学界长期访学的经历指出，“新左派”们对西方思想文化界的状况并不了解。像在中国被炒得炙手可热的“东方主义”大师塞义德，在西方并没有那样重要的地位，而“新左派”们将这样少数“校园政治文化”的代表者错误地当作了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这批西方学者实际上有很多局限性，他们都是文学出身，最初的专业是研究文艺理论，然后由文艺批评进入文化批评，进而进入社会批评。因为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均衡把握，而产生许多错误的判断。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介绍和宣扬他们观点的“新左派”或者倾向上近似于“新左派”的学者们，相当大的一部分也是搞文学出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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