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延赤的中篇小说《狼毒花》很多年前就曾读过，十多年后，小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正在国内各电视台热播。很少看电视，更不爱看国产电视剧，可这部《狼毒花》却以其传奇性故事吸引了我，尽管剧情屡屡出现情节上的自相矛盾，对话也嫌粗糙，但于荣光、童蕾、成泰燊等几位演员的演技可圈可点，更重要的是，这部电视剧没有一般国产电视剧那种节奏缓慢、拖沓的通病，使人可以看得下去，这首先应归功于权延赤小说本身的饱满充盈，另外，编剧扩充了权延赤的小说内容，以常发与梅子、陆佳萍、夏雨等人的情感纠葛为线，谱写了战争年代独特的爱情歌谣，相对而言是一部成功的电视作品，所以一经播映，就引起广泛关注，其收视效果有望赶上同类题材的电视剧《亮剑》。

   但《狼毒花》同样无法消除我在观看国产电视剧时的那种不适感。这种不适感来自于情节上的牵强，艺术作品当然需要想象和虚构，只要能自圆其说、承接自然，哪怕出现西施给秦始皇做二奶的搞笑剧情也无不可，比如说，完全错乱时空的《武林外传》并不会遭遇人们对剧中人物关系的指责，但是，编剧的智商不要低于观众，或者说，编剧不要低估观众的智商。

   常发的形象，在《狼毒花》中几乎被刻画为一个不死的神人，我们可将其理解为一种必要的艺术夸张，最多只是遍剧和导演没有掌握好分寸罢了，但《狼毒花》的故事结构毕竟不是后现代的无厘头恶搞，也不是超脱凡尘的童话，关于常发的英雄故事的展开有其真实背景，那就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内蒙古赤峰一带的“土地革命”运动，《狼毒花》中的主要人物，也多有其真实原形，所以，当常发与孟和孤身赶赴吴达子的团部劝说吴达子释放被俘的共产党工作队成员时，我被搞糊涂了：吴达子是草莽英雄，但不是傻瓜，而且此前已经归顺共产党，如果常发和孟和的角色换了你我，该如何劝说他放下手里的枪呢？不管怎么说，谁也不会稀里糊涂就让人杀掉。既然国民党设计栽赃陷害共产党工作队，那么，作为吴达子的大哥和上司，孟和为什么不提议对吴达子父亲的死进行调查？

   这是最正常不过的逻辑，无论天上的神仙，地上的行人，地下的小鬼，都会这么做的，没错，他们都是艺术塑造的人物，可以虚构，但贯穿故事的一贯逻辑呢？电视剧情中，又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有统一战线政策，显示这原本就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而且故事中集中了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神智清晰、思维正常，为什么面对吴达子的误会，他们不做任何辩解就被杀、被捆了呢？艺术虚构并不等同于胡乱虚构，人物的内在性格逻辑不应忽视，人物形象与背景条件也需要相符，比如说，电视剧《井冈山》里的毛泽东如果象孙悟空一样能够腾云驾雾，我只能把它当成搞笑神话来看，也许会看得津津有味，但绝不会再把它当作“革命历史题材”对待。

   想到这里，我断定剧情的矛盾是一种无奈：吴达子之父的死不是国民党设计陷害的结果，而正是共产党的工作队所为，也就是说，是剧中的陈发海带人杀死了吴达子的父亲，吴达子的杀人之举是一种正常的报复行为。只有这样理解，故事情节的推进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这只是猜测，却又不是无端的猜测。小说《狼毒花》已读过多年，具体情节早忘得一干二净，但我的历史知识告诉我，因土改而杀人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就连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父亲都被土改工作队处决了，你吴达子又算老几？

   怀了这样的猜测，再读权延赤的小说原著《狼毒花》，不禁为自己的“英明睿智”拍案叫绝，没错，吴达子（小说中的阿尔登哥）的亲人正是被土改工作队杀死的，“我三叔死了，死得很惨。”——将羊粪放入两个洋铁桶，燃着火，然后挂在阿尔登哥三叔的胸前背后，驱赶着在草原上跑，直到皮焦肉烂而死。

   孟和也承认，“克旗死了几百人，这是实情。”

   乌尔塔（即电视中的范登高）确实开枪打死了孟和，但乌尔塔根本不是国民党特务。他们并不想杀人，直到最后还劝说孟和跟他们一起投靠国民党，“我拿定主意了，我反共产党。”事实上，国民党也可能会杀他们，但那只是一种可能，现实中的共产党却已经对他们的家人下手了，而且一死就是几百人。

   对土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这样的杀戮不只发生在赤峰一地。

   看来，只有将虚构剧情与真实历史联系起来，才能给出剧情不合常理之处的答案。

   疑问与答案不仅存在于这一处，事实上，剧情中许多情节的发展都令人不解，比如说，“骑马挎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女人”的常发究竟睡过多少女人？电视剧《狼毒花》用解构主义的手法最后让我们相信：常发是一个爱吹牛的家伙，梅子其实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女人。如果确实如此，常发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男人了，可是，这样的解释又与于荣光塑造的常发形象不符——言行在那里摆着，这哪里是一个第一次亲近女人的男人？

   小说原著中不存在这样的疑问，常发根本就是一个好色之徒，权延赤的文字很诚实：常发睡苏军司令部的女工作人员、睡地方政权安排了陪权星垣政委睡觉的妇女干部、睡窑子里的两个妓女、而且“收拾了”房东家的一个大闺女，就连他的老婆，也是强睡过后的生米熟饭。

   常发确实一身武功、浑身是胆，不过，在权延赤的原著中，他就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土匪而已，根本没有被改造成“合格的”八路军战士，更没有整天把毛主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挂在嘴上。

   电视作品的创作，不一定需要遵循原著，但在剧情精彩之余，却出现完全不合常理之处时，观众当然有权问个为什么，对主旋律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屡屡出现的这个问题，电视剧《狼毒花》和小说《狼毒花》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比较文本。

   电视剧《狼毒花》以大型抗日连续剧自居，在电视中，常发被塑造成一个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狼毒花”形象，但这是不真实的，首先，当时的国民党不是不抵抗，而是根本打不过日本人，这就象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无法抵挡美国军队导弹，杨虎城军队的副军长段象武说：“没法打，他们炮火太厉害了，没见面部队就被打散了······”常发确实是一个好样的，原著中虽只记述了一次打鬼子的战斗，但他一个人就毙掉12个鬼子，并且把鬼子的生殖器割下来煮着吃，可是自从跟了权政委以后，似乎再未与日本人较量，而且很快便跟随政委到延安学习去了。他的“狼毒花”的名字不过是在抗战结束后权政委给他的封号，与抗战无关。

   常发与日本人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不否认他和鬼子打过仗，那是因为他必须当兵，“我不会种地，我只能过马背上的日子”，常发只身闯进鬼子据点救梅子的情节，当然是编剧杜撰出来的，原本就没有梅子这个人。

   而且，在权延赤的小说中，找不到一处日本人强奸中国妇女的记录。战争与杀戮和强奸似乎总联系在一起，在那场侵华战争中，至少在南京陷落后，日本兵是强奸过中国妇女的，但是，当所有与抗战有关影视作品中的日本鬼子都对“中国花姑娘”垂涎三尺时，我怀疑这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法西斯日本是不义的侵略者，侵略当然是一种罪恶，但我们是否需要通过歪曲历史来极端丑化日本人？我问过上年纪的人，他们说，无论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日本鬼子，只要是正规军，都是不怎扰民的，可惜，与一般国产电视剧一样，《狼毒花》编剧比日本鬼子对中国妇女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只要有鬼子出现，就有中国姑娘被强奸或面临强奸的危险，如果说这不是一种低级趣味的表现，那么，就是一种拙劣的煽情手段，通过这样的煽情，以突出常发保护弱者的正义形象，但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关于日本鬼子强奸中国妇女这一点，权延赤小说中的也解开了我的疑问，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情节。我不相信日本人会允许他们军纪坏到这种程度，他们的目的是来占领中国，而不只是占领中国的女人，所以，不会有这种普遍的流氓行径。

   在权延赤的原著中，我没有读到日本人强奸中国妇女的情节，却真真切切地见识了常发是如何强抢民女的。不仅如此，我们知道，常发最早的领导，电视剧中屡屡出现的人物——司令员孟长胜——他在小说中的名字是黄永胜，没错，就是后来官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黄永胜，那同样是一个玩弄妇女的好手。

   重读权延赤的原著本只为解开《狼毒花》剧情中的几个疑问，却有了另外的发现，那就是：这样的改编，借用了故事本身的框架和基本人物，却对故事发生的背景条件作了彻底的歪曲。

   当然，这不新鲜，多数国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都存在这个问题，借助艺术虚构篡改历史的传统，自《白毛女》就开始了，文革时的八个样板更是登峰造极。虚构与篡改的传统与时俱进到今天，那种刻板的高大全人物形象不见了，“个性”与“传奇”手法以更技巧的方式，让我们在接受虚构人物形象的同时，不知不觉接受了编剧、导演对其生活背景的篡改。

   看来，这不是单纯的艺术创作，而首先是政治创作，这不是艺术品，而是宣传品。

   权延赤的小说《狼毒花》是由最初的《酒神》演化而来的，它以散文化的纪实风格，讲述了常发叔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小说写于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文化上相对自由和宽容的年代，小说受莫言小说《红高粱》和尼采《悲剧的诞生》影响，通过常发这样一个粗砺、顽强、草莽、义气的形象，以抵御中国传统阴柔文化对社会的控制，试图唤起中国男性作为人的生命本能和冲动，但十多年后，电视剧《狼毒花》却显示出言论控制体制下中国电视人的顺从、世故，阳刚全无。不能否认电视剧《狼毒花》是一部吸引人的作品，但到最后，我们发现这是一个误会，剧中的常发根本算不得什么汉子，除了将“狗日的”、‘睡女人“、“杀鬼子”这些廉价的口头禅挂在嘴上，他失去了权延赤原著中因真实而表露的阳刚之美。剧中他仍然接二连三地闯祸，但每一次闯祸都会给八路军带来意味的收获，除此之外，他简直就是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由于文化程度低，他显得有点憨，甚至憨得可爱，憨得象一只乖乖猫，对领导服帖服帖，动不动就给领导下跪（实际上，小说中他曾为了让权政委答应他去睡那个妇女干部而给权政委下跪），整整一个“贴胸毛”的假男人，而非权延赤笔下“骑马跨枪走天下”的率性粗汉子常发。

   当然，这不只是编剧和导演个人的责任，更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体制的整体控制策略。当政治“觉悟”和权力意志主导了改编的方向，小说中的苏联驻军和蒙古少数民族土匪都在电视中消失了，也就是说，外交和民族政策的敏感性超越了艺术的需要。而那本是小说中极其精彩的章节：拼酒换来苏军的二十挺机关枪、睡苏联女人睡出了苏军承诺的不撤兵、蒙古草原部落的质朴风俗以及常发在草原上的放歌“没有羽毛，多么大的翅膀也不能飞翔；没有礼貌，再好看的容貌也被人嘲笑。我请圣主成吉思汗评评道理：主人大碗，为什么客人只给小碗？”这些都被编剧和导演放弃了，我相信他们绝对不忍心放弃这些，只是，为了电视能顺利播出，他们必须放弃。

   被放弃的不仅仅是这些，但在现行文化审查机制面前，我们似乎只能理解他们。无论如何，当黄永胜悄悄吩咐手下，一旦不能实施突围，必须将担架上的军区副司令员肖克将军——黄永胜的上级——打死的情节，是不能让电视观众看到的，共产党员怎么能杀死自己的同志？这样的命令来自何方？但是，抹去这样的情节，我们便无法理解那场战争的残酷性，正如黄永胜所说：“别人可以被俘，他不能被俘，他知道得太多了······”